改革开放以来宋史研究若干热点问题述评

李华瑞

改革开放，对于宋史研究来讲，是真正“拥抱科学的春天”。三十年来宋史研究取得令人瞩目的进步，可谓是硕果累累。从上世纪后期开始，学界就不断对20世纪初以来（重点是改革开放以来）宋史研究的状况、成就进行综述、总结，[1]本文不再重复赘述，只是选取有关宋代历史地位及特点研究中的若干问题作一些评介，不当之处，请方家指正。

关于历史地位讨论

对于宋代历史地位的评价，是改革开放以来宋史研究中极受关注的一个大问题，也是众多宋史研究者心中挥之不去、欲罢不能的一个情结，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诸多方面。归纳起来，比较集中的讨论有四个问题，即：历史分期视野下的定位、如何看积贫积弱、宋代经济发展水平的估价、南宋历史地位再评价。以下逐一进行评介。

1、历史分期与宋代的历史地位

20世纪50-80年代初，历史分期曾是中国史学界一个热门话题，但多集中在讨论中国封建社会的起始（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时间），形成十数种说法，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观点有三种：西周封建说、战国封建说和魏晋封建说。而对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分期的讨论，确定封建社会起始亦以此三说为主。虽然讨论封建社会内部分期有多种标准和划分方法，[2]但宋朝处在封建社会由前期向后期转变的时代，或称为下行阶段、下降期的开始，为大多数学者及教科书所认同。[3]也就是说宋代是封建社会走下坡路的的开始，是当时学界的主流看法。

改革开放的前十年对于宋代历史地位的评价可以说是对这种成说的否定，学者们认为宋代不仅不是中国封建社会开始走下坡路的开始，而是封建社会高度发展的历史阶段。如邓广铭先生把宋代称为“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两宋时期内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4]朱瑞熙认为从唐代中叶开始，中国封建社会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我们称之为中国封建社会的中期。它经历五代十国、两宋、元代直到明代后期出现资本主义萌芽以前，共约八百年时间。由唐代中叶开始的社会发展变化，到宋代几乎完全定型，从而呈现出不同于过去的社会新面貌。[5]叶坦认为“宋代是中国封建发展史上重要的转折时期”，并简要地论述了两宋的时代特征。[6] 漆侠先生《宋代经济史》首章即以《关于中国封建经济制度发展的阶段问题》，作为本书的代绪论。在这篇代绪论中，漆侠先生将中国封建时代划分为三个时期。“二、战国秦汉时期(前476--184)：封建制度建立、封建依附化关系发展阶段”“三、魏晋隋唐时期(184年～884)：庄园农奴制阶段”“四、宋元明清时期(公元884年～1840年)：封建租佃制占主导地位的阶段”[7]并认为宋代封建租佃制关系取代农奴制而逐步居于支配地位。两税法取代租庸调制而成为主要的税法。这种经济关系的变革推动了经济的发展。[8]

毋庸讳言，改革开放以前的封建社会内部分期讨论，理论概说大于实证研究，因而得出的结论与事实有较大的出入，随着宋史研究的全面展开和提高，改革开放以后的历史分期一般将宋代列入封建社会繁荣阶段或高度发展阶段，如朱绍侯主编大学历史教科书《中国古代史》，这部在八、九十年代影响较大的教材将中国封建社会分作三个时期，一是确立时期，从战国到西汉以前；发展时期是西汉到唐以前，三是繁荣时期，从唐至清。这实际上是吸纳了宋史学界的最新研究成果。[9]1988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辽宋西夏金史》反映当时大陆宋史研究的最高水平，称宋朝是“经济文化高度发展的封建帝国”，“在中国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宋朝属于封建社会的中期”；“宋代文明无疑也超越了唐代，成为中国封建文化发展的鼎盛期”，1999年出版的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第一卷导论，将中国历史分作四个时期，即春秋战国时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过渡期，秦汉封建社会成长期，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是封建社会发展期，五代至元末是封建社会进一步发展期。标志有二：广大边区从东北到西北陆续进入封建社会；东南经济超过北方，长江中下游地区成为全国最富饶的地区。2004年胡昭曦在在四川联合大学文学院举办的“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化大型系列讲座”上所作学术讲演说：“史学界一般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分期中，把唐朝作为‘封建社会的繁荣’时期，把宋朝列入‘民族大融合的进一步加强和封建社会的继续发展’时期。我认为这种分期是符合历史实际的，无论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包括制度文化），宋朝都在唐朝的基础上继续发展，而且从总体而言其发展程度是高于唐朝”。[10]

从八十年代后期社会形态理论开始受到质疑和挑战，盛行一时的“五朵金花”讨论偃旗息鼓，从封建社会内部分期讨论宋代历史地位也渐趋沉寂。到21世纪大多数人不再从封建社会发展阶段所来衡量宋代的历史地位，对此，朱瑞熙记述了这段变化历程，2004年他应邀改写中国大百科全书“宋朝”条，他说“笔者吸取近年中国史学界的研究成果，觉得学术界长期以来流行的‘封建’一词，并非中国古代‘封土建国’、‘封邦建藩’的原意，而是从‘五种社会形态’角度确定其含义，这实际上是译介、创新语汇时遗留下来的问题，容易造成混乱。”故而改为“宋朝是中国历史上疆域最小的中原王朝，但它在经济、教育、科技、文化方面所达到的高度，在中国古代是空前的。同时，它还是当时的世界大国，在经济等方面的成就，在当时世界上居于领先地位，对人类文明作出重大贡献，产生深远影响。”[11]

与封建社会分期讨论式微相侔，起而代之的是对日本京都学派提出的“宋代近世说”的讨论。一九二二年内藤湖南在日本《历史与地理》第9卷第5号上发表《概括的唐宋时代观》提出唐和宋在文化的性质上有显着差异。唐代是中世纪的结束，而宋代则是近世的开始。他的这种新观点是建立在新的历史分期方法基础之上的。他说“由于过去的历史家大多以朝代区划时代，所以唐宋和元明清等都成为通用语，但从学术上来说这样的区划法有更改的必要。不过，为了便于讨论，在这里暂且按照普通的历史区划法，使用唐宋时代一词，尝试综合说明从中世转移到近世的变化情形”。[12]

内藤湖南先生所说的“从学术上”重新划分中国从中世转移到近世的变化，大致是受了欧洲人的传统分期法的影响，即所谓“西洋史上古，中古，近代的正统分期法，是文艺复兴时代的产物”。而日本史学界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对中国历史的分期问题一直墨守着“三分法”即分为“古代”、“中世”及“近世”（或称为“上古”、“中古”及“近代”）三段。内藤湖南对中国历史的时代划分是“上古（至后汉中叶）；中世（中古，从五胡十六国至唐中叶）；近世（前期：宋元；后期：明清）。其后宫崎市定在继承内藤湖南观点的基础上又进一步指出古代、中世、近世的三分法亦适用于东洋史，即从世界史的角度重新解释“近世”概念，认为宋以后是中国的近世文艺复兴时代。

内滕湖南的近世说提出虽早，但对大陆学者产生广泛影响则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在社会形态理论占主导地位的时期，对日本学者的中国近世说，宋史学界持比较谨慎的态度，如关履权认为内藤湖南和宫崎市定的宋代近世说，是“对宋代的历史地位估计过高。”“宋代仍然属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时期。”[13]王曾瑜先生认为“自秦汉至明清，社会也有不少变动，例如自唐迄宋，日本学者称之为唐宋变革期，他们围绕这个命题，提出各种不同的见解。的确，人们可对比唐宋时代，从阶级状况，到政治制度、军事制度、文化等，列举出不少变化的史实。然而若与春秋、战国时期相比，则至多只能算是一个小变革期。”[14]漆侠先生说“最先提出唐宋之际社会变革的是日本内藤湖南先生的宋代近世说。是说曾风靡一时，可是近世说的涵义是什么，却说不清楚。欧洲诸国自产业革命后社会面貌发生了显着的变化，从而自中世纪走上近代，有了近世说。如果同欧洲近代情况进行比较研究，宋代与之差距甚大，很难具有近世的涵义。”因此“认为这个时期的变革是中国封建经济制度内部的推移演化”，具体地说“它是从唐代农奴制向宋代封建租佃制转化的全局性的重大问题。”[15]基于这样的认识，自然唐宋变革论不会受到重视。即使是隋唐史研究者在回应、反驳唐宋变革论时，也是从封建社会分期的理论加以阐发。[16]

世纪之交，“唐宋变革”的讨论在大陆唐宋史学界成为一个热门话题，葛兆光先生说：“现在学术界已经普遍以‘宋代近世说’或‘唐宋变革论’为基础讨论宋代问题”。[17]这里需要特别区别的是，以“宋代近世说”研究宋代问题，主要是在思想史、文化史学界较多，如陈来先生直接将他二十多年研究宋明理学的重要论文结集出版时，定名为《中国近世思想史研究》。[18]于此可见一斑。汪晖在解读了宫崎市定对唐宋变革论的发展后说“在他的心目中，宋学是适应着上述社会关系演变而产生的一种世俗性的‘宗教’。京都学派将宋王朝的统一天下视为‘东洋的近世’或‘早期现代性’的开端，引发了历史研究中有关中国历史（以及东亚历史）的早期现代性的长期辩论。也正由于此，一部以探讨‘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为中心的著作，却不得不从对宋代思想的重新解释开始。” [19]在宋代文学史界采用“宋代近世说”似更早。[20]而宋史学界对于宋代进入近世社会的说法，并没有简单附和和认同，而是更关注唐宋变革论所指向的“变革”，但在讨论唐宋变革问题时出现将“唐宋变革”泛化的问题。[21]

不论是用社会形态理论的历史分期方法对宋代历史的定位，还是世纪之交“宋代近世说”大行其道，其评价价值体系基本都是以欧洲中心论来比附中国历史，所以不论是说宋代是封建社会的繁荣阶段或者说中国是近世的开始都不能真实反映宋代的历史地位。近期宋史学界的领军人物在讨论宋代历史地位时已抛开社会形态理论和唐宋变革论，从宋朝自身历史所取得的文明成就与前后代相比较来说明宋朝的历史地位，如王曾瑜以为“宋代文明胜过唐代文明的却有教育、经学、科技、史学、宋词和散文六项。当然，以上的比较并不完全，人们还可以在如传奇小说与话本、音乐、舞蹈、建筑、绘画、雕塑、书法等较次要的方面有所轩轾，但只怕无碍于上述的总体评论。宋代文明在当时世界上占据领先地位。宋代以后，文化方面不是没有新的进展，例如，人们常常称道的元曲、明清小说、李贽和明末清初思想、乾嘉学派等。但总的说来，中华文明已愈来愈趋于落伍了。”张邦炜、邓小南强调在长时段的比较中“瞻前顾后看宋朝”，“近些年来，宋史学界希望摆脱以往习用的朝代框架，而努力使自己的研究在更长的时段——唐宋或宋元明——中找到意义。‘唐宋’‘宋明’并称，都是有着特殊意味、特殊魅力的时间概念。”“将宋代的历史置于长时段中予以认识，有效地开阔了我们的眼界。”[22]可以说学者们在讨论相关问题时已越来越力图摆脱意识形态的束缚和特定历史原因造成的是非标准的影响，较为客观、理性地思考和看待宋代历史地位及相关问题。

2、如何看积贫积弱

对宋朝历史特点的概括，改革开放前大致没有比“积贫积弱”所产生的影响更大的了。据研究首先将“积贫”和“积弱”形容宋朝历史的学者是钱穆先生。他在《国史大纲》第六编两宋之部第31章标题即为“贫弱的新中央”,其下之细目则为“宋代对外之积弱不振”,“宋室内部之积贫难疗”，对宋代“积贫”和“积弱”，作了相当详细的论述，其结论是“始终摆脱不掉贫弱的命运”。[23]其实与钱穆先生类似的看法，至迟在南宋末期已有人提出，黄震参加修撰宁宗、理宗两朝国史、实录时，指出当时的四大弊政“曰民穷、曰兵弱、曰财匮、曰士大夫无耻”[24]文天祥《御试策》中分析南宋国势时指出：“闻古今天下能免于弱者，必不能免于贫；能免于贫者，必不能免于弱，一利之兴，一害之伏，未有交受其害者，今之兵、财则交受其害矣”。[25]当然南宋人主要是就当时的政治形势而言，而把“积贫积弱”作为一个词组使用则可能首见于漆侠先生1959年出版的《王安石变法》第一章第一节“宋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治体系。积贫积弱局面的形成。”[26]“如果说积贫包括着两个含义：就是冗官、冗兵所造成的国家财政的困难（国穷），以及为解决财政困难而扩大赋敛所造成的劳动人民的贫困；那末积弱也包含着两个含义：这就是封建统治对内日益不能控制农民的暴动，对外日益无力抗拒辽夏的侵扰，从这两者所包含的实际内容中，可以看到它们之间的联系。因之，积贫、积弱不仅是封建国家的外部标记，而且透过积贫、积弱的现象，还可以看到整个政治经济当中的复杂关系”。[27]1963年翦伯赞《中国史纲要》第三册在叙述宋神宗起用王安石变法内容时采用了漆侠先生的观点，“富国强兵，改变积贫积弱的现状”。其后“积贫积弱”几乎成为论述宋朝历史特点的代名词。

改革开放以后，学界基本上延续了这个看法。王超《评宋初中央集权制度》认为，宋初的集权措施造成了此后积贫积弱的局面。[28]张其凡《宋太宗论》、王瑞来《略论宋太宗》都认为宋太宗功过参半，不同之处在于，张其凡认为太宗时期积贫积弱的局面开始形成，王瑞来则认为当时处于积贫积弱到来之前的繁荣时期。[29]李笑梅《北宋“积贫积弱”成因新论》北宋建立在五代的废墟之上,统治者的内外方针都是建在“守内虚外”这一基点上，在达到政权稳固的同时也埋下了隐患。而最可悲的是后世君主不能根据客观环境的变化及时调整各项方针政策，致使负面影响愈其扩大，加之军政腐败及皇帝个人性格的弱点，终于促成了“积贫积弱”的局面。[30]袁冬梅《从宋人的财富观论宋朝的民贫问题》认为导致两宋积弱积贫的原因是复杂的，一方面是社会结构在发挥作用，但另一方面也离不开时代文化的催生，更重要的原因是宋人重义轻利的财富观的影响。[31]孙景坛《关于宋代的历史定位及总体评估新探》认为，史学界经常说的“唐宋”、“治隆唐宋”，并不科学。宋代是五代后中国多国并存时期的一个连汉族都未统一的地方割据政权，长期是辽、金的“臣、侄”国，不能与唐朝并列。[32]

目前所见最早对这一成说提出不同意见的，是赵永红《北宋“积贫”问题初探》，该文以为宋真宗、仁宗、英宗时期的财政状况大部分时间都较为宽裕，“如果以英宗治平二年京师财用不足作为积贫局面形成的标志，是不妥的”。并且认为之所以会出现一些财政危机的现象，是与宋朝财政把财权一分为二分不开，“要了解整个北宋之财政，内库是秘密所在。北宋计司所掌握的只是国家财政总收支的一部分，其它则由内廷掌握。计司财匮不等于整个王朝财匮，更不能说整个王朝积贫”。[33]程民生《论北宋财政的特点与积贫的假象》发表相类的观点“整个北宋一代只是短期的贫困，大部分时间并不贫穷”，“这种短期的贫困，也是一种假象。”纵观北宋财政收支及府库贮存，可以说在其统治的大部分年间并不贫，我们不能因一时的贫困而说整个王朝贫困，如果说北宋“积贫”的话，那只能是劳动人民的贫困。[34]此后，《简明宋史》编撰者似接受了这个说法，没有使用积贫积弱，而是说“仁宗统治的四十余年间，就宋王朝本身而言，害了贫（此指三司掌握的财政而言）弱之政，无法医治。国力衰弱方面的问题，暴露的比较早。”[35]近期李裕民先生亦对积贫积弱说进行商榷，他认为自从钱穆先生提出宋代“积贫积弱”说以来，人们几乎都将它看作是宋王朝的基本特点，但这并不符合事实。宋代地盘比唐代小，而经济却比唐代发达，财政收入也比唐代高。四大发明中三大发明主要在宋代，和以往任何一个朝代相比都不贫，甚至还富一些。如从军事实力论强弱，宋比辽、金稍弱，进攻之力不足，防守则有余。和西夏比，实力还略强一些。蒙古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惟有宋能抵抗数十年，从世界角度说，也可算是数得上的强国了。如果从综合国力考虑，宋不仅不能说弱，还应该说是相当强的。[36]赵河清《赵宋王朝特质之时空背景考析》联系宋初国策及以后宋朝与北方民族政权对峙争战状态等因素构成的时空背景，对宋朝的综合实力予以肯定。[37] 秦国利继续引申程民生、李裕民先生的观点“史学界长期以来对宋代‘积贫积弱’的价值判断最近受到了质疑，研究发现宋代非但不贫，相反其综合经济实力非常强大。宋代的所谓‘弱’并非由‘贫’所致，实质上是其内控型的国家战略导致了国家竞争力的降低，这种国家战略的形成根基于宋代建国的特殊时代背景”。“宋代有较高的稳定的财政收入，不可谓‘贫’；即使需要支付百万军队和超过万名官员的费用，财政并无出现枯竭的现象，也没有因财政赤字导致的经济衰退和崩溃,也就谈不上是什么‘积贫’，所谓冗兵冗员导致‘积贫积弱’的逻辑关系实难成立”。[38]

以上对积贫积弱成说的不同意见主要集中在两点：一是宋代财政存在不同归属的系统，从政府三司或户部统计的财政支出不是宋代财政的全部，宋代的财政收入比见于统计的数字宽裕许多；二是宋代经济文化发达，积贫积弱掩盖了宋代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

关于第一点，商榷意见的论者只是举出一些数据，并没有对宋代财政做深入研究，因而其论点与目前出版的两部有分量的宋代财政史专著所揭示的史实有相当大的距离。汪圣铎《宋代财政与商品经济发展》认为，宋朝“绝大部分时间都在为摆脱财政危机而拼命挣扎”，造成财政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财政支出的增加较财政收入的增加更为迅速”。[39]他的这个观点后来在《两宋财政史》得到系统论证。[40]包伟民《宋代地方财政史研究》亦得出结论说“宋代地方财政长期处于入不敷出的窘境，各地财政亏空的程度或有差别，总体状况却不得不令人惊异”。“宋代中央军政开支日增月长，冗兵、冗官、冗财的‘三冗’之弊愈演愈烈，无从制约”。[41]

关于第二点，论者把以讨论国家政策和政治体制导致的积贫积弱问题与衡量经济文化发展简单的等同起来，持商榷意见的学者似没有注意到检讨宋代积贫积弱的学者并没有否认宋代社会经济文化取得的巨大成就。如钱穆先生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书中说“汉唐宋明清五个朝代里，宋是最贫最弱的一环。专从政治制度上看来，也是最没有建树的一环”。但是当他讲述宋代社会发展的时候，则充分肯定宋代的历史地位，钱穆先生说：“论中国古今社会之变，最要在宋代。宋以前，大体可称为古代中国，宋以后，乃为后代中国。”“故就宋代而言之，政治经济、社会人生，较之前代莫不有变。”[42]漆侠先生在《宋代经济史》一书中重申了宋代“积贫积弱”的特点“在土地兼并、官私租增重和国家赋税剧增三者交织的侵袭之下，广大农民日益贫困，从而造成了民困的严重局势。封建国家尽量扩大征税，但财政上依然捉襟见肘，拮据不堪，也形成国穷这一局势。与此同时，宋虽然养了百万大军，对辽夏则卑躬屈节，纳币求和，而对国内方兴未艾的小股起义，也难以应付。外不足以抗击辽夏，内不足以镇压农民反抗，宋专制统治的积弱的局势也暴露出来了。经济上的国穷民贫，政治上的积弱挨打，就是宋仁宗统治时期的总局势。”[43]但是他在评论宋朝的历史地位时则说：“宋代是我国封建时代经济文化最发达的一个朝代。”[44]《中国通史》第七卷的编者在绪论中更是直接说到：“‘积贫积弱’的宋朝处在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经济重心南移，社会生产的迅猛发展，农业、手工业、商业、货币、科学技术、医学等的发展水平，城市已由封闭型发展为开放型甚至出现了百万人口的大城市，镇市发展为开放型的乡村经济中心，都不仅大大超越了前代，并在当时的世界上都是首屈一指的。而且，就宋代的哲学思想、教育、文学、史学、艺术的总体水平来说也是超越前代的，成为中国封建文化的鼎盛时期”。[45]王曾瑜先生则分析了“积贫积弱”与经济高度发展之间的内在关系：“人们常说，宋朝‘积贫积弱’。其实，北宋的人力超过唐朝，物力和财力、政府财政收入更大大多于唐朝。但丰厚的财政收入难以负荷冗兵、冗官等支出，而横征暴敛又加重了民贫，这就是积贫。军事无非是客观的实力加之以主观的实力运用。宋朝的综合国力无疑强于辽朝、西夏、金朝等，但因各种因素，实力的运用水平却是劣等的，这就是积弱。宋朝消极接受中唐、五代的教训，着重于推行文官政治，实行崇文抑武，其军制是以牺牲军事效能，以束缚武将才能，降低武将地位和素质为代价的。宋朝继承自中唐以降丧失养马区的现实，缺乏马源，不重视骑兵的建设，而古代的骑兵犹如二次世界大战时的坦克部队，主要以步兵对抗辽朝、西夏、金朝和元蒙的骑兵，就处于弱势。加之自北宋建国不久，就逐渐形成‘守内虚外’、消极防御等军事传统，故其武力一直不振，整个时代的尚武精神沦落。逐步实行文臣统兵和宦官统兵，降至北宋末，举国竟无折冲御侮之将。”[46]

可见从检讨宋朝政治运作和国策的制定角度讨论积贫积弱，与从社会经济史、文化史的角度讨论宋代的社会发展程度是两个并不矛盾的问题。关于这一点邓小南在分析国外学者与国内学者对宋代历史认识的巨大差异所作的分析有一定的启发意义。她说 “不少学生从中国通史的教科书中、从前辈学者的研究论文中，意识到宋代的‘积贫积弱’，特别是鼎峙与战争中国势的不振；而与此同时，却又在西方流行的史学著述中，注意到费正清(John King Fair- bank)、谢和耐(Jacques Gernet)、伊懋可(Mark Elvin)等汉学家对于宋代历史的极高评价，甚至称之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时期’(China：A New History)。学生们往往要问：为什么会有如此巨大的反差?我个人觉得，这里需要注意两个层次的问题：其一，国内学术界对于宋代的认识，基本上是近代以来形成的，包含着当代人反观历史的体悟。近代以来的中华民族，饱受列强欺侮，积郁着强烈的民族情感，充溢着建设强国的期冀。在这种状况与心境之下，对于“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憧憬，往往与对于汉唐盛世的怀恋联系在一起。而西方学者则没有这种内心感受，他们从一种外在的角度观察中国的历史。其二，政治史是国内学术界的传统优势所在，政权间的角力是我们所关注的核心问题。西方学者则出自于和我们不同的学术背景，而更加注重社会史、文化史方面的因素。”[47]

当然不论从哪个角度讨论宋代的历史地位，都不应以一个方面掩盖另一个方面，也就是说既不能以“积贫积弱”来概括宋代的全部历史特征，也不能仅从宋代社会经济、文化取得巨大进步而忽略宋代历史存在的“民穷”“财匮”和积弱不振的基本事实，偏废任何一面都不是对历史的客观评价，更不是对历史负责的态度。

3、对宋代经济发展水平的估价

有关宋代经济发展水平，改革开放前海外学者有很高评价，一是欧美学者所谓的“经济革命”主要包括农业革命和铁煤革命，二是六十年代台、港、海外华人学者们在讨论宋代经济的进步时，一致认为宋代在经济上、生产技术上，为当时全人类农业社会中最繁荣的。[48]同时期大陆学者的宋代经济史研究除了经济重心南移讨论算是一个亮点外，对于宋代经济发展水平多是从宋代处在封建社会下行阶段的角度出发，不可能有高的估价。改革开放以后这种局面被打破，在改革开放头15年内宋代经济史的研究在宋史研究中是进步最快的领域，每年问世的成果数量大致约占宋史研究全部成果的四分之一。随着与海外学界交流的日益广泛，讨论宋代经济史发展水平也随之热烈的展开。但在改革开放后的头十年，仍是从经济关系的变化和是否进步来考虑宋代的经济发展水平。

资本主义萌芽问题重新受到宋史学者的注意，并形成已萌芽、准萌芽、未萌芽3种不同的说法。己萌芽说以柯昌基为代表，他早在50年代就主张，在农业中的制糖、园圃、种植等部门和手工业中的造船、丝织；制盐等行业中出现了资本主义性质的雇佣劳动。他在《再论宋代的雇佣劳动》中，对自己从前的意见又作了发挥。[49]郭正忠《宋代四川盐业生产中的资本主义萌芽》、《宋代井盐业资本主义萌芽的历史命运》、《宋代纺织业中的“包买商”》[50]，看法与柯昌基相似。李春棠《从宋代酒店茶坊看商品经济的发展》认为，宋代已出现资本主义的雇佣关系和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手工工场。[51]准萌芽说以漆侠先生为代表，他在《关于宋代雇工问题》中认为，宋代的雇工的确是普遍存在的一个阶层，他们与雇主之间也的确是一种货币关系，这种货币关系不是雇佣关系即资本主义萌芽，但宋代东南地区雇工的发展已经为新的资本主义经济因素的孕育创造了重要条件。[52]持未萌说的研究者为数较多。周祚绍《略谈宋代盐户的身份问题》反驳了宋代井盐业已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说法。[53]张泽咸、王曾瑜《试论秦汉至两宋的乡村雇佣劳动》指出，“在唐宋之际，尽管乡村雇佣劳动的记载已经不少，但显然根本谈不上取代租佃制的问题，而雇佣制本身也带有若干封建性。” [54]邓广铭先生也不赞成宋代有资本主义萌芽的说法，他说：“有很多人认为，在宋代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关系的萌芽，在地租形态中，也已经出现了货币地租。我以为，这一说是不妥的。”[55]总的来说，多数学者不同意宋代已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观点，认为宋代并不具备所谓资本主义的一些“一定的条件”，如劳动力的商品化、规模较大的手工工厂、包买商人的出现等。当时雇佣制关系虽已逐步发展，但还不是资本主义雇佣关系。[56]

葛金芳《宋代经济:从传统向现代转变的首次启动》力图另辟蹊径，走出资本主义萌芽讨论的窠臼，以希克斯的经济史理论为分析工具，认为从手工劳动到机器生产，从习俗经济、指令经济到市场经济是人类经济发展的共同方向。并以此为尺度，指出两宋时期在商品经济急速发展的基础上，原始工业化进程已经启动。进而分析了这一进程赖以启动的经济基础、科技动力和社会条件，及其不能结成正果的制度性缺陷。旨在说明宋代经济所达致的高度及其不足，为中国传统经济的再评价提供一条新的思路。[57]徐志新《宋代经济的历史地位评价辩析——与葛金芳教授商榷》认为葛金芳先生对宋代经济发展走向所作的评价失之偏颇，所设前提条件不符合宋代实际情况，因而而对宋代经济类型的判定不准确。[58]

以经济关系变化为主把宋代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到一个前所未有高度的代表著，是漆侠先生的《宋代经济史》。漆侠先生提出两个著名的观点：其一，“两个马鞍形”：从总的方面考察，我国封建时代的社会生产发展，大体上经历了两个马鞍形这样一个过程，自春秋战国之交进入封建制后，社会生产力由于基本上摆脱了奴隶制的桎梏，因而获得了显着的发展，到秦汉时期便发展到第一个高峰。魏晋以下，社会生产力低落下来，到隋唐有所恢复、回升，同时，从而形成为第一个马鞍形。在唐代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宋代社会生产力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猛发展，从而达到了一个更高的高峰，元代生产急遽下降，直到明中叶才恢复到宋代的发展水平，这样便又形成了第二个马鞍形。

其二，把宋代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总体状况概括为北方不如南方、西部不如东部。大致以淮水为界，淮水以北的北方地区的生产不如淮水以南的南方地区，即北不如南。宋代的经济重心已自北方转移到南方。即使在南方，若以峡州（湖北宜昌）为中心，北至商雒山秦岭，南至海南岛，划一南北直线，又表现为西不如东。北不如南，是量的差别；而西不如东，则不仅是量的差别，而且是表现了质的差别。[59]

这两个观点虽然也注重从冶铁技术和铁制生产工具的发展、人口的增长、垦田面积的扩大和单位面积产量的提高等四个方面证实宋代的社会生产力大大超过唐代，但更重要的是立足经济关系变化的考察，也就是说不论是纵的方面宋代处在中国古代经济发展的最高峰，还是横的方面宋代境内西不如东，都是以租佃关系是封建社会阶段最适合生产力发展的先进生产关系立论的。同理，北不如南是量的差别，也是说淮水以北以南都建立了以租佃关系为主的先进制度，因而它们之间的差别没有质的区别，处在同等发展水平上。

漆侠先生的观点当时在宋史学界“得到相当广泛的认同”。[60]但也有学者认为改革开放头十年“对于宋代的历史地位，宋史学界以外仍然存在着认识不足的问题，宋史学界内部似乎又出现了估计过高的倾向”。 [61]这种估计过高倾向大致主要指对经济发展水平的估计。

九十年代以后宋代经济史研究的重心转向专题、部门研究，在肯定宋代经济高度发展的同时，也对宋代经济发展的实际状况有了较为客观的认识。

经济重心南移是宋代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志，有学者概括的说，宋代给后世留下了两笔不可小视的遗产，其中一笔就是物质遗产即发达的江南经济，[62]程民生的《宋代地域经济》一书，继五十年代张家驹《两宋经济重心南移》之后，对宋代地域经济的不平衡问题作了相当深入的论述。并对多年来沿袭的定论提出不同的意见：“概括而言，北宋南北经济各有特色。经济重心从发展趋势上看正在南移，但从历史现状上看还未完成。东南经济只能与北方经济平分秋色，而不能独占鳌头。”[63]尽管此书的某些论点可以商榷，如张家驹先生的“南方”本指江南，而程民生的“南方”包括两广等边远地区，他的观点受到各方质疑，但对两宋区域经济首次作了全方位的研讨，无疑超迈了前人的研究水平，特别是对重新认识和估计北宋时期北方经济的发展实况具有积极意义。葛金芳《两宋东南沿海地区海洋发展路向论略》则在经济重心南移观点的基础上提出新的思路，认为汉唐时期头枕“三河”，西向草原、运行在大陆帝国的轨道上，两宋时期经济重心南移，商品经济发展，海外贸易兴盛，至少在东南沿海地区出现了海洋发展路向，这是我国传统社会演进轨迹的重大转折。[64]

日美学者一向把宋代作为中国近世的开端，对宋代经济的发展给以很高的评价，其中“铁煤工业革命”即是论及宋代出现经济革命的重要标识。美国学者哈特威尔(Robert Hartwell，中文名字又称作郝若贝)写有《北宋时期中国铁煤工业的革命》[65]一文，从对宋朝政府矿产岁收额的分析人手，探讨了宋代铁的年产量。他认为：“由于铁币、钢铁武器、农具、盐锅、钉子、船锚和盔甲等需要的刺激，北宋的矿和炼铁厂所产的铁，很可能比十九世纪以前中国历史中的任何时期都要多。”“到一0七八年(宋神宗元丰元年)，每年生产约达七万五千吨至十五万吨，此数是通常引用的二十倍到四十倍。”与他的观点相反，日野开三郎认为北宋时代的年产额应为二千五百吨至五千吨。吉田光邦曾估算为三万吨，后来又提高到三万五千吨乃至四万吨。[66]华觉明先生认为：公元九世纪初唐元和年间，铁的年产量约为五千吨，到了十一世纪后期宋治平年间达到二万吨。但是，“铁的年产量是根据史籍所载铁税岁人，按二、八抽分估算的，由于边远地区和个体经营往往不入税收，实际产量当不止此数。”[67]如果按照郝若贝（Hartwel）的估计，中国在11世纪中叶的铁产量可与17世纪的英国和18世纪的欧洲铁的产量相媲美。漆侠先生以为“这个估计是很有见地的；可惜不足的是，对农业上的需铁量估计得还不够充分。如果根据上面的叙述，农业上需铁量为7万吨；那么，把宋代铁产量提到15万吨上下，或许更能够接近实际情况。即使不然，宋代铁产量之高也是毋容置疑的”。[68]但是王菱菱博士《宋代矿冶业研究》从两宋时期长期持续铸造铁钱、制造铁兵器和铁成为生产胆铜的原料三个方面对铁的需求增长以及制造铁农具对铁原料的消耗总量，进行新的估算，最后得出宋代最高年产铁额应该是三万五千吨至七万吨之间。这个新的结论比过去仅从铁税课额或农具耗铁量来估算年产量要科学严谨得多，因而具有较高的可信性，也更接近宋代铁的年产量的实际。[69]

长江下游可以实现一年稻麦两熟、福建、广南路则发展了双季稻；苏州一般可每宋亩产米二、三宋石；精耕细作、提高复种指数和亩产量增加。一般被视作宋代农业发展取得重要成就的标识。世纪之交以来中国经济史学界和农史界对这些数据指标作出新的解释，并引发热烈讨论。

关于对“宋代农业革命”的检讨。李伯重《“选精”“集粹”与宋代江南农业革命――对传统经济史研究方法的检讨》从检讨方法论的角度对国际上一些著述中的“宋代农业革命”论进行质疑和批评，认为从经济成长方式看，宋代农业虽有若干重要进步，但并没有出现可以称为“革命”的重大变化。所谓的“宋代江南农业革命”只不过是一个“虚象”，而产生这种虚像的根源是方法论，主要表现为“选精法”和“集粹法”，这两种方法的主要错误都在于将某一或某些例证所反映的具体的和特殊的现象加以普遍化，从而使之丧失了真实性，就此他分别以漆侠先生对江南亩产量的估计和梁庚尧先生对南宋稻作技术的论述进行具体的分析和驳正。[70]这篇文章在国内外宋史学界引起较大反响和争议。其后为回应学界的质疑，他又发表长文否定“宋代江南农业革命”说“在中国的经济成长方式由‘广泛性成长’向‘斯密型成长’转变的过程中，江南走在最前面。与明代后期和清代前期相比，宋代江南在商品经济发展方面显然还处于相当低的水平。因此在经济成长方式方面，宋代江南尚不可能出现由‘广泛性成长’向‘斯密型成长’的转变。同时，以往‘宋代江南经济革命’所列举的那些经济进步，发生在两宋三百多年的时期内（如果如通常的做法那样还要连带上吴越国时代和元代的话，则更是长达四个半世纪）。以往的研究也无法证明宋代江南的经济成长速度比唐代中后期或者明代后期及清代前期更快。由此而言，宋代江南是不可能出现‘经济革命’的”。[71]

关于双季稻、稻麦复种。曾雄生《宋代的早稻和晚稻》《宋代的双季稻》认为宋代虽然有早稻和晚稻的名称，却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双季稻。但这并不能否定宋代有双季稻。宋代存在再生、间作和连作三种形式的双季稻。另外在宋代的稻品种中，还发现了有些品种既当早稻又充晚稻的现象，也应是双季连作的结果。宋代的连作双季稻分布虽广，但由于品种不佳，产量不高，季节和劳动力的矛盾，放牧的需要，肥水条件的限制，投入产出率低等等原因，双季稻总的种植面积并不大，在粮食生产中的作用如同凤毛麟角。宋代的双季稻大多数是在原有的品种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与当时引进的早熟而耐旱的品种占城稻关系不大。同时曾雄生还指出：旱稻、晚稻之间在大多数情况下并不构成复种关系，宋代各地都有早晚稻的分布，但所占比重各不相同。浙西、淮南等水稻主产区以种植晚稻为主，但其它地区却出现了早稻盛行的趋势。干旱和救饥是早稻盛行的主要原因，而太湖流域种植则很大程度上是赋税和雨水所致。[72]曾雄生《析宋代“稻麦二熟”说》用翔实的资料重新检讨了宋代的“稻麦二熟”说，指出由于自然条件、经济和技术发展以及人们的生活习惯等历史原因，稻麦复种在宋代的发展有限，并不普遍。稻麦二熟，大多数情况下并不是稻麦在同一块田地中轮作复种的结果，而是因地制宜，异地而植，宜稻则稻，宜麦则麦的产物。[73]李根蟠《长江下游稻麦复种制的形成与发展－—以唐宋时代为中心的讨论》认为稻麦复种制的形成与发展，不但是中国农业史上的重要问题，而且关系到对唐宋经济发展水平的总体评价。因而作者批评了中外一些学者在稻麦复种制研究中对唐代估计过高，对宋代估计过低的倾向，对主张长江流域稻麦复种制形成和推广于唐代的各种讨论逐一予以辨析。认为到了宋代（主要是南宋）稻麦复种制才有较大的发展成为具有相当广泛性的、比较稳定的耕作制度，而江南平原在这一发展中始终处于领选地位。同时还讨论了宋代稻麦复种中与冬麦搭配的主要是晚稻还是早稻、唐宋稻作品种主要是晚稻还是早稻的问题，从而解开了导致对宋代稻麦复种估计偏低的认识上的两个“死结”。[74]李根蟠指出宋代冬麦主要复种在晚稻田上，而冬麦收获后可以复种晚稻，两者已经能够构成循环接续的过程。宋代晚稻有广狭二义、早晚之分；“早田”并不等同于早稻田。宋代稻麦复种制有较大的发展,已成为具有相当广泛性的、比较稳定的耕作制度。[75]

4、南宋历史地位再评价

改革开放前对南宋的评价一直很低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一是认为它是一个凭人欺侮的软弱之国。二是认为它是一个沉耽安逸、不思进取的偏安政权。南宋一代，“给人的印象，是失地乞和，君主庸弱，官僚腐败，终于亡国。这与建立了赫赫武功的汉唐盛世固不能相比，即使比之北宋，也暗淡得多。总之，南宋在国人心目中是一个不光彩的时代。”正如有学者说“中国历代王朝的历史被误读和误解者，莫过于宋朝了，而两宋之中又数南宋被误读得更严重。”（李裕民）这种认识和评价一直到进入九十年代才开始有所转变。促成这种转变的原因，大致与经济重心南移到南宋完成的观点普遍被接受，朱熹及程朱理学的地位重新得到认可并形成研究热点等新的研究进展分不开；而刘子键先生《略论南宋地位的重要性》则直接推动了这种转变。“从晚唐经过五代到北宋，有划分大时代的基本改变，结束了千古以来的贵族社会，创建了士大夫领导的新秩序，气象万千；再看南宋，失地乞和，终于亡国，中兴以后的君主，全都庸弱，权相把持，层出不断，官僚腐化，苛捐重税，虽然议论不少，终乏长策。这种情况，令人扫兴，也就不去深究。再从正面来说，提出大胆的假说，中国近八百年来的文化，是以南宋为领导的模式，以江浙一带为重心。张家驹先生讲经济重心南移，文化重心也跟着转移，应当再加重一下，南宋定都杭州，经济更繁荣，文化更高。政治经济文化都聚在一起，这重心是史所稀见。同时，这文化的形态，也和前不太一样了。”“南宋模式的文化，已经成为汉文化的大传统”[76]

但是国内学者对刘先生的“假说”的接受也经历了一个有保留到完全赞同的过程。1991年陈衍德《也谈南宋的历史地位——与台湾旅美学者刘子健先生商榷》“刘先生透过历史的表象，提出了自己的新见解。肯定了南宋时代许多作为及其重要地位。进而列举了南宋文化模式的九大特点，使笔者得益匪浅。传统的史官文化向来注重华夷之辨，受此影响，国人贬低南宋的历史地位，不足为怪。其实南宋并未真正败于‘蛮夷’之手，诚如刘先生所说，南宋抗衡横扫欧亚大陆的蒙古帝国达四十年之久，在当时世界绝无仅有，蒙元入主中华之后，在文化上反而被南宋模式的汉文化所征服，就此点而论，刘先生所论，令人信服。然而，刘先生在肯定南宋历史地位的同时，是否在有意无意之中把它拔高了？”他对刘先生提出的九点模式中的“君权和代理相权的独断”“经济的生长和稳定” “儒佛道三教归一”“到了南宋，大致定局”三个问题提出不同的商榷意见，文末又针锋相对的发问：“南宋的历史地位是否如此重要？他在中国文化模式的形成和发展中是否具有如此之大的开创意义？”[77]到九十年代末何忠礼、徐吉军着《南宋史稿》（政治军事文化编）出版，刘先生的观点已成为重新认识南宋历史地位的重要见解得到发展。譬如徐规先生在该书序言中强调南宋文化模式对后世产生的巨大影响：“如果从明清以降的政治体制、经济发展模式、思想文化、民俗风情，直至民族心理的形成等各方面来看，南宋对后世的影响，实在大大超过了北宋。因此，轻视南宋历史，仅仅看到它的黑暗面，或以北宋史的研究来代替南宋史的研究，都是不妥当的”。[78]何忠礼先生则有更直接的表述：“因此学术界普遍以为：南宋的建立，最后确立了中国文化中心南移的历史进程，在此后的八百年间从未遭到逆转”。[79]“南宋在中国历史的地位并不低，它对后世乃至今天的影响也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80]

在接受刘先生的观点并有所发挥的同时，还出现了一个值得注意的变化，即：由承认南宋的“积贫积弱”的前提下重新认识南宋的历史地位，转向凸现南宋的历史地位而不再提过去所论的“积贫积弱”。如九十年代末徐规先生在评价南宋历史地位是从两个方面来说的“如果我们对南宋历史稍作一点分析和研究，就会发现，南宋积贫积弱的程度尽管比北宋要深刻得多，南宋面临的民族危机也比北宋要严峻得多，但它的统治却坚持了一个半世纪之久，既超过了曾经灭亡北宋的金朝，也为后来灭亡它的元朝所不及，个中原因足以发人深省。……”[81]

到2006年，何忠礼先生论述南宋的历史地位时则已开始认为用“积贫积弱”评价南宋历史地位是一种历史偏见。他说“ 南宋(1127—1279年)立国一百五十三年，以往人们对它的历史地位评价较低。一是认为南宋从立国之日起，就存在着从北宋娘肚子里带来的老毛病——积贫积弱。以积贫而言，南宋赋税剥削苛重，军费支出庞大，财政困难重重，滥发纸币又造成物价飞涨，生民重困；以积弱而言，在前期，对金作战败多胜少，被迫签订了一个个屈辱的和议，金朝灭亡后，又一直受到蒙元军队的侵扰，国土日削月腹，最终逃脱不了被攻灭的命运。二是认为南宋是一个耽于安逸、不思进取的腐败社会，不足为后世效法。几十年来，随着对南宋史研究的深入，史学界已逐渐开始改变这种看法”；“不可否认，迄今为止，尚有不少人或仅仅根据南宋社会的一些表面现象，或囿于传统记载甚至小说家之言，仍然轻视南宋，贬抑南宋至深，即使一些承认南宋历史地位十分重要的学者，也总以为它毕竟是一个偏安政权，比之汉唐，不可同日而语”。[82]2008年何先生在《略论南宋的历史地位》一文继续阐发了这一论述。而且这个观点在2008年10月20-23日举行的“中国南宋史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南宋定都临安（杭州）870周年纪念会”上，得到相当多学者的认同。[83]

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杭州社会科学院宋史研究中心开始编撰50卷的《南宋史研究丛书》，目前已出版29种，其中由上海古籍出版社编辑的《南宋人口史》、《南宋思想史》、《南宋教育史》、《南宋交通史》、《南宋军事史》、《南宋手工业史》、《南宋绘画史》、《南宋戏曲史》、《南宋书法史》，人民出版社编辑的《陆九渊研究》、《陆游研究》、《马扩研究》、《文天祥研究》、《辛弃疾研究》、《岳飞研究》、《秦桧研究》、《宋理宗研究》、《叶适研究》、《朱熹研究》、《南宋史学史》、《南宋政治史》、《南宋宗教史》，杭州出版社编辑的《南宋都城临安》、《南宋官窑》、《南宋临安城考古》、《南宋临安大事记》、《南宋临安典籍文化》、《南宋临安对外交流》、《南南宋史研究丛书论丛(上下)》。

毋庸置疑，南宋史研究的全面推开和对南宋历史地位的再评价，是国内宋史学界进入21世纪的一个亮点。但是在重评南宋历史地位时，还是应当把握一个度。徐规先生说“搞南宋史研究，不能搞翻案，不能标新立异，更不要跟风，一切都必须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在说到编纂《南宋史研究丛书》的意义时，徐规先生称，“研究的目的，既在于让后人知晓过去的那段历史，更要从古代王朝兴衰中获取经验和教训。”[84]一般认为中国在世界历史发展过程中由领先或者说是由先进转向落后，最后沦为挨打受侮，大致是从15-16世纪开始的，如果说明清文化直接传承了南宋主导的文化模式，那么，南宋文化模式对中国明清时期的发展是起了促进的作用，还是造成中国落后的开始，这样的问题或许可以再深入讨论。

关于士大夫政治的讨论

宋代士阶层不但是文化主体，而且也是一定程度的政治主体，至少他们在政治上所表现的主动性超过了以前的汉、唐和后面的元，明，清。这是宋代在中国史上的一个非常显着的特色，因而研究士大夫政治是宋史研究中的重要问题，涉及面较宽广，下面评介几个相互关联较为紧密问题的讨论。

1、“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讨论皇权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就有两种认识。一是导源于王安石变法的讨论。关于反变法派与变法派的斗争性质，当时占主流的观点认为是为阶级利益而争。反变法派司马光、韩琦、苏轼、文彦博、范纯仁等人代表豪强兼并的既得利益，新法触及到豪强兼并的既得利益，因而遭到反变法派的激烈反对。他们依据的最典型事例就是熙宁四年三月宋神宗、王安石、文彦博等在讨论募役法之利害时，文彦博奏对“祖宗法制俱在，不须更张以失人心”，神宗反问他说“更张法制于士大夫诚多不悦，然于百姓何所不便”，文彦博则说“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用此典型材料来说明反变法派反对新法的阶级根源应当说是很有见地的。[85]马端临对此加过一段按语亦表示了这个意思:“潞公此论失之。盖介甫之行新法,其意勇于任怨而不为毁誉所动。然役法治行，坊郭品官之家尽令输钱，纺场酒税之入尽归助役；故士夫豪右不能无怨，而实则农民之利。此神宗所以有,‘与百姓何所不便之说’”。[86]20世纪八十年代以前在讨论阶级关系时亦把士大夫等同为统治阶级的组成部分来看待，如陈乐素先生《宋代的客户与士大夫》[87]这个层面的讨论在八十年代以前，主要是与农民战争问题研究联系在一起，士大夫或称地主阶级作为农民革命的对立面出现，很少得到客观正面的研究。改革开放以后，农民战争的讨论一度仍然是热点问题，到八十年代中期便趋于沉寂。不过，八十年代的农民战争以及由此带动的宋朝阶级关系研究已出现新的动向，即农民阶级对立面的地主阶级开始受到重视。专门论文有尹敬坊《关于宋代的形势户》[88]、王曾瑜《宋代官户》[89]、陈智超《〈袁氏世范>所见南宋民庶地主》[90]、《南宋二十户豪横的分析》[91]陈乐素、王正平《宋代的客户与士大夫》。[92]朱瑞熙《宋代社会研究》指出，“非身份性的官僚地主已经成为宋代地主阶级的主体”。[93]张邦炜《论北宋“取士不问家世”》认为，北宋地主阶级内部士庶界限打破、等级差别缩小，形成了典型的官僚政治。九十年代出版王曾瑜的《宋朝社会阶级结构》以农民阶级、地主阶级和非主体阶级为探讨对象，提出新的户口分类制度概念，并以此广泛讨论了宋代诸社会阶层。[94]梁太济《两宋阶级关系的若干问题》重点讨论经济和社会关系的若干特点、家业钱的估算内容及其演变、五等户定制及其细分化形式化倾向。[95] 他们的著作实际上都是八十年代研究的结晶。这些论著的意义不仅在于突破以往的讨论模式——客观讨论了农民阶级的对立面地主阶级，更重要的是它们为九十年代以后深入和扩大研讨社会阶层以及客观评价士人家族、富民打下了基础。

与客观研究地主阶级的同时，研究士族家族也渐次展开，并取得不菲的成绩。近三十年的士族研究主要集中在二个方面：一是士族家族的起家和发展；二是士族家族兴衰与宋代纵向社会流动。吴雅婷《回顾一九八0年以来宋代的基层社会研究•人群聚合》、郭恩秀《八十年代以来宋代宗族史的研究》、马雪、吉成名《1991年以来宋代家族史研究述略》有概括性介绍。[96]此处不再赘言。

二是柳诒征先生在《中国文化史》对宋代政治评论：“盖宋之政治，士大夫政治也。政治之纯出于士大夫之手者，惟宋为然。故惟宋无女主、外戚、宗室强藩之祸。宦寺虽为祸而亦不多。”[97]目前讨论“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大致都是这个层面的含义。比较有代表性的有程民生《论宋代士大夫政治对皇权的限制》：“随着时代变迁,宋朝社会隐现着激进思潮,君主神圣的观念有所减弱、历史营造出相对宽松的思想、政治环境，产生了与皇帝共天下的士大夫政治。广大士大夫为维护政治稳定和自身利益，比以往更多地体现出历史责任感和自尊，他们敢于激烈地抨击皇帝，公开抵制皇帝的不当旨令，利用神权和史官之权制约皇帝，并强化对皇帝的儒家思想教育。从而限制着皇权膨胀，并在许多情况下取得成功。宋代没有出现暴君，古代文化‘造极’于宋代，这与士大夫政治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98]张其凡《“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试析——北宋政治架构探微》：“宋代政治架构，一言蔽之，即‘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这是理解与认识宋代官僚政治体系的关键。皇权、相权、台谏之权，构成宋代中央政府中的三角，三者互相限制，又互相倚恃，形成‘共治’架构。宋初完善法制，提倡依法办事，奠定了‘共治’架构的稳定基础。而中唐以来社会思想的发展,为‘共治’局面的出现创造了条件。有宋一代,最能体现‘共治’架构的，是宋仁宗朝，故有‘庆历之治’的美誉。剖析宋仁朝政治,有助于进一步认识‘共治’架构。”[99]陈峰《宋朝的治国方略与文臣士大夫地位的提升》认为，宋代士大夫地位之所以提高，与宋朝在政治上对士大夫阶层的选择，特别是其相关治国方略及处理文武关系所产生的作用不无关系。从而论述了宋代士大夫政治地位提高和扮演政治中坚角色的原因。[100]郭学信比较关注宋代士大夫的研究，出版了专著《宋代士大夫文化品格与心态》[101]近几年在此基础上又发表了系列文章。[102]还有张学玲《北宋士大夫及士大夫政治》[103]大致也都是阐述这类观点。

2004年，美籍华人学者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一书简体字本出版对大陆深入研究宋代士大夫政治有直接的影响。该书开篇即说是“关于宋代文化史与政治史的综合研究，尤其注重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 力图呈现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整体面貌。余先生认为“在北宋儒学的发展中，士大夫的政治主体意识的发展令人瞩目。一、二两阶段（庆历、熙宁时期）的‘以天下为己任’‘同治天下’的理想塑造了宋代士大夫的政治文化，影响深远。从庆历到熙宁，‘以天下为己任’已经成为士的集体意识，并且深刻影响到南宋的理学士大夫。”[104]受余先生的启示，目前学界特别提出宋代“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不仅限于一般意义上的共同治理天下，而是另有深意，一是士大夫们具有了“以天下为己任”的主体意识；二是希望通过“得君行道”达到重整社会秩序的目的。前者如邓小南所言：从君臣共治的角度来看，类似说法并非始见于北宋中期。从汉代到唐朝都有类似的表述。北宋前期的士大夫也常有共治的说法。然而，从汉唐到宋初，所谓“共治”、“共理”，无论自帝王口中居高临下的说出，或是在官员著述奏疏中谨慎地表达，都不是强调士大夫作为决策施政的主体力量，而多是指通过士大夫，藉助于士大夫的人手、能力来治理天下，亦即原则上将士大夫的作用定位为听命于帝王、替帝王治理天下的工具。这种状况，自11世纪前期开始，发生着深刻的转变。转变的主要表征，从北宋士大夫的角度来看，或许是“共治”的重心从被命执行发展到参政议政，参政议政者的身份从帝王眼中的智囊谋士变化为朝廷命臣。仁宗朝是宋代士大夫政治发展史上关键时期。在这一时期中，士大夫对于自身的定位较前积极，也在更为广泛的意义上、更加理直气壮的讨论与君主“共治天下”的话题。[105]

李华瑞认为如果从“得君行道”来理解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则只存在于仁宗庆历新政至神宗熙宁变法时期。王安石变法实际上是一场士大夫们欲实践其回到三代政治理想的社会变革运动，宋神宗在熙宁时期选择王安石主持变法，他与王安石为代表的士大夫之间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属于“共治天下”，这种关系的基础是，不论是王安石还是反对派司马光等人都有独立的人格和操守，更有坚定的政治信念，他们的“得君行道”不是无条件的，也就是说当君臣在变法的大方向一致时就可以合作，如果背离了大方向，君臣之间的合作也可以终止。王安石两次辞去相位，司马光六辞枢密副使，就与他们不愿放弃自己的政治主张密切相关。从宋神宗的角度来说，变法之初欲有所为而不知如何为，因而他需要能帮助他有为的士大夫为他择“术”，所以他与王安石因“富国强兵”的共同理想走到一起，又因为共同理想中的不同旨趣而分道扬镳。“王安石变法的最后走向，对于怀抱理想的北宋士大夫们来说是一种失败，他们不仅没有通过变法建构起理想的社会秩序，反而成就了专制主义皇权，他们中相当大的一部分人也从与皇权‘共治天下’的参与者而沦为皇权的附庸。”[106]

2、宋太祖不杀大臣。讨论士大夫政治问题，赵宋祖宗家法有不杀士大夫的传说受到学者们的注意。20世纪40年代张荫麟先生首先注意到宋代文献有关宋太祖于太庙立有不杀大臣的誓碑的记载，并撰写《宋太祖誓碑及政事堂刻石考》一文予以考辨。认为太祖誓约最初见于曹勋《北狩见闻录》，而有关誓碑的故事仅见于题名陆游的《避暑漫抄》，故推断“誓碑之说，盖由《北狩见闻录》所载徽宗之寄语而繁衍耳”。显然张先生并未否认太祖誓约的存在，且谓“北宋人臣虽不知有此约，然因历世君主遵守惟谨，遂认为有不杀大臣之不成文的祖宗家法”。[107]此后未见再有讨论者，直到改革开放以后士大夫政治受到学界关注才被重新提出来讨论。且形成了否定说和肯定说两种意见。

持否定论者可以杜文玉先生为代表。他在《宋太祖誓碑质疑》一文中对太祖誓约及誓碑予以全盘否定，质疑的理由主要有两点：第一，所谓“不杀大臣”的誓约与宋代的实际情况不符，宋朝诸帝对待臣下确实比较宽容，与其它朝代相比诛杀较少，但并非从来不开杀戒，尤其太祖朝和高宗朝更是如此；第二，太祖将誓碑秘藏于太庙的做法不合情理，从誓约内容来看，完全没有保密的必要，公诸于世反倒对赵宋王朝更加有利。作者最后提出一个推论，认为所谓太祖誓约可能是高宗和曹勋出于某种政治目的而共同编造出来的一个故事，“是高宗笼络士大夫以换取他们支持的一种权术”。[108]此文发表后引起了一些学者的共鸣。近年有人撰文讨论北宋不杀士大夫的祖宗家法，就基本接受了杜文的上述结论，所不同者，则是认为所谓太祖誓约可能出自徽宗而非高宗的杜撰。[109]

针对杜文玉先生否认宋代存在“不杀大臣”的祖宗家法，徐规先生曾撰文提出异议，指出所谓不杀士大夫应理解为“不轻率诛杀”，并举出多条例证，“证明北宋确有一条不轻杀臣下的不成文之祖宗家法”；至于太祖誓约及誓碑的真伪问题，徐文基本认同张荫麟先生的见解，认为太祖誓碑不足凭信，而“藏于太庙的宋太祖誓约是否真有其事，当可作进一步的研究”。[110] 同样对太祖誓约及誓碑持怀疑态度的还有邓小南教授，她在讨论宋代祖宗之法时认为，从宋代的政治实践来看，“不杀士大夫”可以算是祖宗之法的内容之一，“但这并不等于说确有这样的成文规定”，若真有这样的誓约存在，照理说是“不应当隐秘不宣的”。[111]

在对太祖誓约及誓碑的真实性持肯定态度的学者当中，以王曾瑜先生的观点最为鲜明。他在谈及岳飞之死时指出，“宋朝与明朝不同，明朝滥杀臣僚如草芥，宋朝却特别优礼臣僚。因为宋太祖传下秘密誓碑，规定‘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并认为高宗杀岳飞即是违背了太祖誓约。[112] 顾宏义先生虽也倾向于相信太祖誓碑的存在，但他认为岳飞被杀与否与太祖“不杀大臣”的誓约实不相干，“此处所谓‘大臣’，实指文臣士大夫，而不包括武将在内”。[113]

自80年代中期以后，无论是否相信太祖誓约及誓碑的真实性，有一点在宋史学界可以说已经基本达成共识，即普遍承认在宋代（尤其是北宋时代）确实存在着“不杀士大夫”的祖宗家法。如张其凡先生在讨论宋代“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问题时即表明了这样的态度：无论太祖誓约存在与否，“北宋一代不杀大臣言事官却是不争的客观事实，故可说是不成文的习惯法——故事”。[114] 这种说法大致可以代表目前宋史学界多数人的倾向。[115]

3、相权消长问题。目前讨论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这个命题，除了从多个方面多个视角论证外，重提颠覆相权削弱定论便成为势之所然。先说宋代皇权与相权消长的讨论。钱穆《论宋代的相权》关于宋初加强中央集权分割削弱相权的论点，自1942年发表以后，为学界大多数学者所认同。一直相仍到六十年代后期，港、台学者开始提出异议。[116]大陆学者大致到八十年代中后期才关注这个问题。宋代宰相的职权是受到削弱还是得到加强，研究者中有削弱论与加强论之分。[117]

到九十年代中期，士大夫研究渐次成为宋史研究中的热点问题后，皇权与相权消长再次受到关注，而且讨论的重点由制度与实际执行角度，转向为“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这一命题张目，相权消弱的观点基本被否定，形成两种观点。一是皇权、相权都得到加强；二是相权强化

前一种观点以张邦炜、朱瑞熙、张其凡为代表。1994年张邦炜《论宋代的皇权与相权》：“宋代皇权相权都加强，从根本上说是唐宋之际社会变迁的结果，与士大夫阶层形成并且在封建地主阶级政权这个‘等级的阶级’中的跃居最高层直接相关”。“在宋代，君主专制是政体，而国体是以士大夫阶层为主的封建地主阶级专政”。[118]朱瑞熙、张其凡大致亦持此说。[119]

后一种观点以诸葛亿兵、焕力为代表，他们都特别强调了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政治格局的形成是相权强化的主要原因。诸葛忆兵《宋代相权强化原由探析》 “宋代相权强化的最根本原因是帝王做出了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抉择。封建专制政体的权力结构呈金字塔型，皇帝便处于金字塔的塔尖，由他支配并操纵权力的运转。作为个体，皇帝的能力、精力、时间又都是有限的，他必须要依赖某一或某几个群体，委托他们共同治理国事，共同组成权力中心”。[120]2000年，诸葛忆兵的《宋代宰辅制度研究》一书出版，较为系统的论述和补充他的观点。[121] 焕力《宋代相权的兴盛》：“宋代的相权自始至终处于兴盛状态，对相权所采取的几项措施都没有对相权产生实质性的削弱作用。导致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宋代所奉行的基本国策是‘以儒治国’,是君主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同时，相权兴盛也是巩固政权的政治需要，亦是当时频繁的军事活动所需”。[122]

4、褒贬士风。宋代士风是近年研究宋代士族和士大夫政治过程中的一个热点，涉及士风的转变、士人精神及观念多个方面。20世纪五十年代日本学者宫崎市定先生曾认为宋代士大夫的风气并不如朱熹《名臣言行录》所说的那样好，也没有明请以来一般印象中那样好。[123]对此，已故美籍宋史专家刘子健在《梅尧臣〈碧云?〉与庆历政争中的士风》一文，认为“宫崎教授的看法，大体上是正确的”。他只是对宫崎市定非议范仲淹予以驳正。[124]改革开放以来对宋代士风的评价可谓褒贬不一，称颂宋朝士风好的，一般多肯定土大夫阶层“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入世苦行的精神与崇尚气节的情怀。[125]王瑞明《宋儒风采》认为，按照“宋儒生活道路所揭示的宝贵经验：一是一生追求成圣成贤，乐道爱民；二是时代责任感强烈，以嗣往圣、开来哲为己任；三是善于继承发展传统文化，勤劳俭朴，坚韧顽强，专注于读书创作；四是乐观旷达，讲卫生，正思虑。这些经验都具有现实意义”。[126]诸葛忆兵《范仲淹与北宋士风演变》： 唐末五代，士风败坏。宋代帝王“与士大夫治天下”,从君王到士大夫都致力于士风的建设，最终形成了宋代知识分子新的精神风貌。北宋士风转变，至宋仁宗时期大致完成。范仲淹活跃于政坛，出将入相，逐渐成为当时知识分子的领袖人物。[127]吴宁,范立舟《两宋士风述论》中国历史在宋代发生了重大变化,宋代文人士大夫由盛唐时对功名的追求转向对道德精神的弘扬，为国家效力的自觉性和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空前强烈；他们重义轻利，隐逸独善。[128]郭学信亦发表了系列文章，论述士大夫的人生价值观、义利观，强调指出宋代士大夫本末观的转变，反映了中国古代商品经济发展的过程和文人士大夫对农工商业社会功能与地位的认识发展过程，以及对商品经济发展繁荣的自觉适应。[129]

对这样的称颂，张邦炜先生认为 “这类通论性的论断难免欠周延”。“这些肯定性的论断并非向壁虚构，并且很有见地，但仅适用于北宋中期，至多包括北宋前期”。而到北宋晚期士大夫屈从于专制皇权的打压，加之贪图利禄，“总体上已堕落。一旦国难当头，难以肩负天下重任。”[130]俞学忠对南宋晚期士风有类似的评价，认为“在晚宋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士风有诸多方面的表现，有忠义方面的表现，有腐败方面的表现，其中变节之风远胜忠义之风，奸佞平庸之相对士风影响大于忠义之相的影响，忠义状元在晚宋据于少数，多数太学生风气大坏，时人对士风不良的激烈批评，反映了晚宋士风的主流为士风败坏”。[131]台湾大学王德毅教授以宋代的科举与士风为对象，分析了宋代“士习于奔兢，但求虚名，不务实学，而科场的处分又轻，更助长一些投机者心存侥幸”的现象及其原因。[132]王曾瑜先生对宋代士风的总体评价颇低：“人们强调宋儒风采，列举如范仲淹、李纲、宗泽、文天祥等一大批有志节之士人，是不难的。他们代表了忧国爱民、清正廉明、直言敢谏、举贤任能、忍辱负重、临危授命等优秀的政治传统，代表了中华民族的浩然正气。但从另一角度看来，他们在成千上万的士人中，毕竟居于少数派的地位。翻开史料，宋人哀叹士风的言论不少。”“一方面，有文天祥等一批志士，无愧于孔孟学说的身体力行者。另一方面，则是‘满朝朱紫尽降臣’。养士三百二十年的宋朝，大部分士人却并未为它殉葬。评价宋朝的士风，不仅有多元化的问题，更有士风的主流颇为糟糕的史实”。[133]

笔者赞同对宋代士风评价不宜过高，目前学界所称颂的宋代士风，在很大程度上是极少数有理想的士大夫（亦即王安石所言的“计天下之士，出中人之上下者，千百而无十一”）所提倡的士风和精神，并且多是存之于书本之中的。也就是说，宋代的现实与宋代的思想之间存在着不小的差距。

5、士人转型与唐宋变革。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宋史学界起初也受日本学者唐宋变革观的影响，到上世纪七十年代，美国的宋史学者研究的重点转向士大夫和学术文化思想，受当时西方流行的社会学中精英与分层理论的影响，他们以唐宋时代士人的变化为切入点，重新思考唐宋变革，进而否定日本学者的唐宋变革观。“应当对内藤说的传统理解进行更新，即认同内藤的时代分期，但要抛弃内藤说以宋代与西方近世相比拟，以欧美式近代为趋归的目的论”“在社会史方面，我们现在可以把唐宋的社会转型定义为士或士大夫(他们是政治和文化精英)之身份的重新界定，以及他们逐渐变为‘地方精英’的过程，以此来取代以往把这一转型定义为门阀制的终结和‘平民’的兴起。” 而这种大的时代变化发生在北南宋之际。[134]韩明士（Hymes）《政治家与绅士：两宋江西抚州的精英》[135]在绪论中开宗明义，表明他的研究是对郝若贝（Hartwell）关于中国帝制中后期社会转轨理论的一个实证与深化。共分8章讨论科举与士的起家、婚姻模式的变化、精英们的家族策略开始从全国转向地方，地方防务、社会救济以及宗教生活等事例说明精英地方化，地方政府职能的权威的衰落等。最后总结其主题是精英的延续性问题，地方性对精英生活越来越大的重要性以及他们对此的自我意识，以及精英与国家的分离。他说：“地方性被认为是南宋的新特征。精英们将他们的关注点从此前的全国权力中心以及追求高官位置，转向了巩固他们的地方基地，一个精英的‘地方主义’在社会观念领域也开始显现。”该书出版后在美国得到好评，倍受赞赏。而且成为美国学者“一致的看法”。

世纪之交美国学者的唐宋变革说成为国内宋史界青年学者热捧的对象。以从士大夫身份地位的重新定义出发来看待当时社会变革的观点，为多篇博士学位论文所征引。由此从以士人为中心的精英阶层，探讨宋代国家与社会之间地方秩序的控制和变动成为青年学者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但是近几年美国学者的观点受到学界的批评，余英时先生在讲述写作《朱熹的历史世界》一书的动机之一，即是为了从正面回应美国学者的观点，“近年美国研究宋史的学人曾提出一种见解，即南北宋之际中国史上发生了划时代的大变化，其中主要论据之一便是士大夫阶层心态的转变，从关心全国性事务和朝廷中央的政策，转为关心所居州县的地方利益”“由于作者的观点在美国宋史研究的小圈子中逐渐受到重视。我才特别提出‘后王安石时代’这个概念，旨在说明：两宋士大夫的政治文化虽略有变异，但王安石时代重建秩序的精神在南宋已由理学家集体承担了下来。”[136]台湾学者黄宽重也指出“如果从更宽广的视角以及地方社会长期演变，来观察江南士族的发展，可以发现南北宋之间有很强的延续性。显示宋代的士人或家族，不管以什么方式结盟，他们关怀的目标是朝政，抱负的展现也在外族。然而，一旦因政治环境转变，这些政治人物在中央的发展受挫，或届年退休时，回到家乡，成为地方耆老。他们与地方士人结合，以文会友结成社团，郊游玩赏，既排遣岁月，也等待东山再起的机会。”[137]包伟民在《精英们“地方化”了吗？——试论韩明士，〈政治家与绅士〉与“地方史”研究方法》的书评中论道：“说到最后，南宋的精英们究竟有没有‘地方化’呢？坦率地讲，尽管到宋代儒学开始呈现‘为己之学’的新特征，但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特征并未变化，所以要 ‘居庙堂之?，则忧其民；处江湖之?，则忧其君。’（范文正集?七宋范仲淹撰记）参与国家政治，应举出仕，正是精英们主要人身价值之所体现。如果以为以儒生为主题的中国传统社会精英阶层可能与国家‘分道扬镳’，转向‘地方化’，实在是本人所难以想象的。”[138]

客观的讲，虽然美国学者的以士人转型建构的唐宋变革理论，其论证尚显粗放，但美国唐宋变革模式对扩大中国学者的研究视野，推进士人阶层、士人家族研究无疑是有积极影响的，只是青年学者的热捧，显然是没有进行认真的甄别，因而不免有点“盲从”的意味，这应是今后学习新方法引以为戒的。

关于王安石变法的讨论

对王安石变法的评价，在20世纪始终是一个被关注的热点问题。改革开放后的前二十年，王安石变法仍然是宋史学界高度关注的热点问题，二十年间发表了近五百篇文章，但是对王安石变法的评价出现了不同意见交锋的局面，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改革开放后的些许思想自由和评价历史问题的多元趋势。

王安石变法自南宋初重修《神宗实录》的否定意见成为定谳以后，直到20世纪初梁启超奋起予以翻案后，肯定或拔高的主流观点又一直延续到改革开放伊始。改革开放之初学界发表了二三十篇文章批判和矫正“四人帮”对王安石及其变法的扭曲，并力图澄清一些基本史实，还历史的本来面目。

1980年，《中国社会科学》第3期发表了王曾瑜先生的《王安石变法简论》，对王安石变法的再评价随之而热烈的展开，标志着20世纪王安石变法研究新阶段的开始并形成了三种总评意见，即肯定说、否定说和不完全肯定说。肯定说不仅承接了五六十年代以来的肯定性意见，而且又有新发展。邓广铭先生从两个方面肯定王安石变法。一是这次变法是革新派与保守派之间的一场激烈斗争，社会历史的变化，主要地是由于社会内部矛盾的发展，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阶级之间、新旧之间的矛盾之发展，推动了社会的前进，推动了新旧社会的代谢。王安石变法派同保守派们的矛盾斗争，正是属于新与旧之间的矛盾斗争。而这次斗争，是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时期内，极其激烈也极其重要的一个回合。二是为天下理财的成效，发展了生产、扭转了积贫的局势。“变法派所制定的一些政策法令及其实践，虽还远远谈不到解放生产力，但对当时生产力的发展总还是有一些帮助的，因而是发生了积极的作用的”。[139]漆侠先生则从三个方面肯定王安石变法的历史作用，首先，改革起了加强宋封建统治和维护地主阶级广泛利益的作用；其次，改革起了调节封建经济诸关系一些环节的作用；第三，改革起了促进社会生产发展的作用。“变法收到了预期的效果：国家财政有了极大的改善，西北边防有了明显的好转，积贫积弱局势有所改观。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宋代社会生产力有了巨大发展，垦田面积大幅度增加，全国高达7亿亩，单位面积产量普遍提高，各种矿产品产量为宋初、唐中叶的数倍甚至数十倍，城镇商品经济取得了空前的发展。如果说，宋代的社会生产，在整个封建时代居于两个马鞍形的最高峰，那就应当说，王安石变法时期的社会生产，则居于这个最高峰的最高点。”邓先生和漆侠先生对于王安石变法的肯定，尤值得一提的是，他们都把王安石变法过程中注重发展生产来开辟税源和理财置于了非常凸现的层面加以阐发是一个显着的特点。同时漆侠先生对王安石变法所代表的阶级利益亦作了新的全面的表述：“变法的总方针，总政策是：以王安石为代表的变法派，站在地主阶级和专制主义统治的广泛利益的立场上，抑制豪强兼并势力(大官僚大地主大商人和大高利贷者组成)，稳定中间阶级(中下层地主阶级和上层农民)，缓和对广大劳动人民的剥削，以巩固宋封建统治。”[140]

否定说又有两种不尽相同的意见，第一种是对五六十年代肯定观点的全盘否定：王安石不应算做中小地主的政治代表，王安石试图通过稍收轻重敛散之权，归之公上来达到“摧抑兼并”的变法动机，实质上是国家运用政权力量来排斥一般兼并而自为兼并。经济政策上的倒退，最主要表现为政府对经济事务的强权干预。变法扩大了封建国家赢利性经营规模，官营经济体系发达，对民间工商业发展极为不利。青苗法、免役法、市易法等“摧抑兼并、均济贫乏”的措施，不仅没能摧抑兼并，而且加重了贫乏的经济负担。变法阻碍了商品经济的正常发展，使很多重要城市的商业的正常发展，受到了严重打击，是不折不扣的倒行逆施。变法其间阶级矛盾依然尖锐，一句话王安石“富国有术，强兵无方”，应予以基本否定。[141]另一种否定意见是以全盘否定王安石，全面肯定司马光，亦即“尊马抑王”为其特色的。[142]如果说新中国成立以来对王安石变法的研究和评价，是对900多年以前司马光、赵构们的一个基本否定，那么这次尊马抑王则是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王安石变法研究的一个否定，而这个否定之否定，便使这一评价的论点重新回到司马光、赵构们的基本论点上，这可算是历史的一次重演。

不完全肯定说，一方面充分肯定王安石变法是中国封建社会统治者的一次重要改革活动，具有明显的进步意义。变法其间生产有所发展，财政状况好转，基本上达到了富国的目的。另一方面亦指出新法在实施过程中给劳动人民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增加了新的负担。对王安石变法与商品经济发展的关系，也是既承认它对商业活动的发展有不良影响，又肯定它还有对商品经济发展起积极影响的一面。 [143]

改革开放以后，国家的大政方针和理论有了重大改变，急风暴雨式地大规模阶级斗争已经结束，经济建设成为中心工作。随着阶级斗争学说退出历史评价的主导价值体系，王安石变法研究出现了一个明显的新动向，即王安石与司马光之争、变法派与反变法派之争不再是阶级路线之争，而是政策性的分歧。“熙宁新法的两派对立，实际主要是因观念的差异造成的，并由此形成了改革派‘新党’和传统派‘旧党’。”“温公、荆公治国的方法都主张变，实际上都是变法派，只是变法的主张、方针、政策不同，因而出现两种政治集团；荆公、温公变法思想的理论根据都来源于孔孟；在变法目的上，温公提出的‘富国安民’与荆公提出的‘富国强兵’在实质上没有区别；致使二公由挚友变成政敌，在于两公的理财主张不同，温公的理财方式在于节流，不主开源；荆公的理财方针在于开源，不主节流。” [144]

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使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生产资料公有制形式也开始发生变化，私有制取得了一定的合法性，社会生活观念也由嫉富、抑富转向羡富、扬富，理论界则对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的种种弊端进行抨击和反思，这些各种变化也在悄悄影响研究者对王安石的“摧抑兼并、均济贫乏”的变法思想进行新的思考，思考集中在二点：一是对王安石试图通过“稍收轻重敛散之权，归之公上”来达到“摧抑兼并”的作法，提出批评“摧抑兼并实质上是国家运用政权力量来排斥一般兼并而自为兼并。”[145]“经济政策上的倒退，最主要表现为政府对经济事务的强权干预”。[146]变法“扩大了封建国家赢利性经营规模，官营经济体系发达，对民间工商业发展极为不利。”[147]二是青苗法、免役法、市易法等“摧抑兼并、均济贫乏”的措施，不仅没能摧抑兼并，而且加重了“贫乏”的经济负担。[148]这些新思考的背后显然打着很深的时代印记。

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在史学研究领域占据支配位。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史学工作者对王安石及其变法作了再评价。虽然对王安石及其变法亦做出了肯定性评价，但因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运用不同，在肯定王安石及其变法的性质和时代上与以梁启超为代表的20世纪前半期的肯定又不尽相同，这种不同表现在：

按照斯大林五个社会形态理论，两宋处在封建社会阶段，因而以梁启超为代表的以社会主义思潮及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行为比附王安石新法的观点受到批判。漆侠先生在总结五六十年代王安石变法研究成就时指出“第一，把王安石变法放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即放在封建时代的宋代进行考察，指出王安石变法是地主阶级的一个改革运动，王安石是代表地主阶级利益的，这就从根本上同梁启超混淆时代的非科学的做法划清了界限，把王安石、王安石变法研究引导到正确的轨道上。”[149]胡昭曦先生则直接运用五种社会形态理论，以“不可混淆熙丰变法的性质”为题对“近些年来，在台湾和国外的有关论着中，有主张这次变法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也有人认为王安石推行的措施是属于‘国家资本主义’性质”的观点进行批评。[150]

根据社会形态理论的基本观点，中国历史上封建社会虽然漫长，但在它的后期也产生了瓦解封建社会的新因素――资本主义萌芽，而产生资本主义萌芽的前提是商品经济的发展。因而商品经济是否发展或发达，是否促进商品经济，就成为衡量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程度和检验封建国家的政策、法规以及学术思想是否进步的试金石。这几乎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讨论中国历史上经济、财政的一个理论范式，当然，对王安石诸项新法的评价也不能例外。因而20世纪后半叶特别是80年代以后，围绕王安石新法是否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就成为研究者肯定和否定双方论争的主要焦点之一：“史学界目前有两种截然对立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变法‘企图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把国民经济纳入商品、货币的轨道上来’，‘发展商品货币经济’，‘为商业活动排除一些障碍’，‘顺应了商品货币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和社会发展的客观趋势’。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变法‘阻碍了商品经济的正常发展’，‘使很多重要城市的商业的正常发展，受到了严重打击’，‘是不折不扣的倒行逆施’。”[151]

阶级与阶级斗争学说的消长，也直接影响着王安石变法研究评价标准的变动。众所周知，20世纪50－70年代，阶级与阶级斗争学说是判断历史问题的基本准绳，“马克思的方法首先是考虑具体环境里，哪一个阶级的运动是可能推动社会进步的主要动力。”[152]因此，王安石变法代表哪一个阶级的利益，便成为讨论的中心话题，虽然论者的观点、立场不尽相同，但“中小地主进步论”是这一时期评议王安石变法的主流看法，即：王安石变法是地主阶级的一个改革运动，王安石代表了地主阶级及其国家的广泛利益，同时更多地代表了中小地主阶级的利益，在实现其富国强兵，加强宋朝封建专制统治的同时，还推动了宋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历史的前进。而以司马光为首的守旧派代表了大地主、大官僚等顽固反动势力的利益，他们的政治运动阻碍了历史前进，这是对南宋初以来是司马光而非王安石的传统观点的彻底否定；也与梁启超以来的评价有所不同，梁启超对王安石变法的翻案，并未否定司马光。

改革开放以后，国家的大政方针和理论有了重大改变，急风暴雨式地大规模阶级斗争已经结束，经济建设成为中心工作。随着阶级斗争学说退出历史评价的主导价值体系，王安石变法研究出现了一个明显的新动向，即王安石与司马光之争、变法派与反变法派之争不再是阶级路线之争，而是政策性的分歧。[153]“熙宁新法的两派对立，实际主要是因观念的差异造成的，并由此形成了改革派‘新党’和传统派‘旧党’。”[154]“温公、荆公治国的方法都主张变，实际上都是变法派，只是变法的主张、方针、政策不同，因而出现两种政治集团；荆公、温公变法思想的理论根据都来源于孔孟；在变法目的上，温公提出的‘富国安民’与荆公提出的‘富国强兵’在实质上没有区别；致使二公由挚友变成政敌，在于两公的理财主张不同，温公的理财方式在于节流，不主开源；荆公的理财方针在于开源，不主节流。”[155]

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原因始终是20世纪研究王安石变法中最受关注的问题。虽然在三四十年代已有多种意见，但是一般多把变法失败的主要原因归结为阶级利益的冲突和缺乏广泛的阶级基础。[156]五六十年代则从阶级斗争的角度把王安石变法失败的主要原因归结为二点:一是变法派缺乏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二是大地主集团反动势力的强大。“这样一个缺乏坚实社会基础的从上而下的改革，其力量是微弱的，象经不住狂风暴雨的摧折的温室中的花草一样，经不住历史的考验，在反动的嚣张的大地主集团的冲击下，便以失败告终。”“王安石变法失败，无疑是历史上一个进步力量的失败。”[157]进入八十年代以后，三四十年代和五六十年代的观点受到冷遇，不仅有专文对“人民群众是王安石变法成败的决定因素”“保守派大官僚大地主的反对是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决定因素”二个“史学界流行的看法”提出商榷，[158]而且讨论变法失败的原因大都转向从变法措施自身存在的弊端，变法过程中出现的蜕变以及王安石的个人品质去寻找。

另外，还有一个突出的例证，这就是邓广铭先生在1997年出版的《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中节去了1975年版《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王安石》的开首章节“北宋建国百年内社会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发展，”只将少部分写入后面章节，这大致反映了邓先生自20世纪80年代以后对“阶级斗争”学说的一种反思。《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的修订和删节显然是贯穿了这一新的思想认识,或者说邓先生对这个问题的修改似表明他不再坚持王安石变法是北宋中叶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政权之间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的观点.

马克思在总结西方哲学史时,以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作为哲学发展的基线的方法,也被引入中国哲学史的研究领域,王安石的新学、变法思想，被划入唯物主义哲学范围受到全面的肯定，“千年以来，在封建的正统思想的压制下，王安石的‘新学’没有得到应有的注意。而资产阶级学者则非历史主义地把王安石思想又作了各种歪曲，今天应该把这个千年‘未发之复’，疏理清楚”‚而司马光及程朱理学作为唯心主义思想体系受到批判和否定。[159]改革开放以后‚王安石和司马光的思想均被作为中国历史上的优秀文化遗产受到各方面的重视‚其研究成果层出不穷。

王安石变法发生在宋神宗当朝的熙宁、元丰年间，关于宋神宗在变法中所起的作用，20世纪80年代以前学界大都认为宋神宗对王安石的支持是新法得以推行的因素之一，新法的失败又与宋神宗的动摇，支持不力分不开，进入80年代以后提升宋神宗在变法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是这一时期研究王安石变法的一大新动向。有一些学者认为把发生在宋神宗执政期间的变法运动称为“熙丰变法”，更为全面、确切。[160]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改革开放后的王安石变法研究，虽然与改革开放前三十年相比有了不小的变动，出现了一些新特点，但从总体上讲，由于社会气候的大局，仍然是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唯物史观仍然是占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因而这一时期出现的肯定和否定意见均未出马克思主义史学讨论的大范围，只不过是对马克思主义史学评价价值标准的不同取舍产生的不同认识而已。而且20世纪自五六十年代形成的肯定性意见在20世纪后二十年的评议中所占的比重仍大于否定性意见。

进入21世纪，王安石变法研究的热度开始急剧降温，近十年中每年发表的论文只有数篇，这与20世纪80年代每年平均发表30余篇、90年代每年平均发表十五六篇的盛况已不可同日而言语。这种情况的出现大致由两方面的原因促成，一是宋史学界对于政治史的个案讨论，人物研究逐渐从个体走向群体，研究中愈益重视多方面的“关系”，把个别人物与周边人物、与事件、与学术思潮、与时代联系起来。改变了长期以来集中在少数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事件之上的格局；[161]二是2000年葛金芳等发表《近二十年来王安石变法研究评述》，对20世纪80、90年代王安石变法的研究成果作了评述；[162]2003年朱瑞熙发表《20世纪中国王安石及其变法的研究》，对20世纪中国王安石及其变法的研究成果做了评述；[163]2004年李华瑞《王安石变法研究史》出版，基本理清了自南宋初以来九百年间各个时期各种讨论观点的来龙去脉。这些总结性的论著加速了王安石变法研究作为热点问题的降温。李华瑞《王安石变法研究史》从学术史的角度分述南宋时期否定王安石变法的由来和发展，元明清时期对王安石变法的评议和20世纪中国王安石及其变法研究的学术史；对影响南宋以来最高统治者、理学家、浙东学派、史家、四库馆臣、士人、近现代学者及其各类官私史籍和研究论著认识、评议王安石及其变法的价值取向，从政治因素、学术思想和社会结构的变化等理论层面，作了详细的剖析和诠释。据此“可以清楚地看出决定南宋以降迄今为止，对王安石及其变法评议的价值取向主要有三点：一是南宋以后占统治地位达700多年之久的程朱理学的评价价值标准；二是20世纪影响中国历史进程最大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三是在不同阶段、不同时期内，与时俱进的社会气候变化，亦即现实政治发展路标的指向。”[164]从而较好的解释了王安石变法其所以长期以来众说纷纭的历史根源。

虽然王安石变法研究已急剧降温，但新的探索还在继续。新近出版的李金水《王安石经济变法研究》[165]杨天保《金陵王学研究——王安石早期学术思想的历史考察》[166]是两部较有分量的著作，都试图从实证的角度对王安石的经济新法和早期学术思想的发生、发展及其变化作出合理的解释。应该说这两部著作的新探索是值得肯定的，今后王安石变法研究正是需要在扬弃以往简单的“非是必非”、随意攫取适合自己观点的材料的评价模式的同时，既要对王安石变法的史实、制度做细密的考求，更要对宋代历史的整体发展有较清晰的认识，这样方能有所突破。

另外值得注意的新动向是，王安石变法的理论基础——荆公新学日益受到重视，较重要的论著有：肖永明《北宋新学与理学》，[167]张宗祥《王安石[字说]辑》，[168]罗家祥《北宋新学的兴衰及其理论价值》，[169]王书华《荆公新学的创立与发展》，[170]范立舟、徐志刚《论荆公新学的思想特质、历史地位及其与理学的关系》，[171]杨倩描《〈易〉学对王安石变法思想的理论支撑》，[172]杨倩描《王安石〈易〉学研究》[173]这些论著既有侧重对心、性、理、气等的形而上的分析与理解，有侧重在思想观念的历史场景中，结合历史、社会与现实的政治来把握、分析探讨新学的发展演变的，也有结合新学与理学、蜀学、与其它学派的比较分析、以及新学与佛道的思想关联来深入探讨荆公新学的内涵、特质及其思想定位的。在方法上也出现了新的特点，与传统的历史分析、比较方法相比，学者们多注意结合历史、社会、政治、思想与文化等多种方法来展开探讨，研究领域、视野、整体观念无疑大大的开拓了。[174]

结  语

对于缺少新材料，以传世文献为主的宋史研究来说，运用新方法、新理论、新视野，尤显得重要。众所周知，自20世纪初以来，新方法、新理论主要来自西方的社会科学方法和历史理论，“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问题是长期以来由于种种人为因素，使新方法、新理论意识形态化或者“惟一”化，致使研究走了很多弯路，从上面的简要述评不难看出打破理论禁区，破除“惟一”神化，是改革开放以来宋史研究取得进步的重要表现。今后从域外学习新的方法和理论仍然是开启新视野的重要途径。但如何摸索适合本土宋史研究的理论和模式已为越来越多的宋史研究者所关注，吴松弟先生说：“最近二十余年宋代城市史研究的几次发展，都是在日本和西方学术界的推动下形成的，而且目前中国学术界采用的理论思维、研究视角也大多来自国外。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和广袤国土的东方国家，城市的形成、发展与西方，甚至与日本，应该有许多不同之处。对于中国学者来说，在自己扎扎实实的研究基础上，从历史事实出发，得出符合中国城市发展道路的理论和模式，是理所当然的事。而且，只有这样，才能对世界的城市化理论做出自己的贡献。在这方面，大有改进的必要”。[175]实际上，不特城市史研究如此，其它诸如经济史、社会史、文化思想史，乃至政治史的研究现状和未来发展亦可作如是观。

改革开放以来宋史研究取得进展的另一个重要表现是，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开始伴随着由热烈、集中讨论社会形态理论形成的一些共同话题——封建社会的诸项特征渐趋转冷，代之而起的专题式研究在各个领域全面推开，也就是说比起从规律、体系上来把握历史，人们更热衷于对个别事物进行观察；比起探讨理论及意义，人们更注重事物的具体发展状态。因而在典章制度史、财政问题与部门经济史、城市史、人口史、货币史、区域经济史、法制史、社会史、家族史、妇女婚姻、文化思想等都有颇见功力的专著问世，这些专著既代表着宋史研究的真实水平，也记录着宋史研究者在不同时期走过的心路历程。由于专题式研究选题一般比较适中，资料收集和积累相对容易，又易于把握学术史的梳理，加之改革开放以来青年博士的学位论文都采取专题形式，故可以预见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以专题式的研究仍然是宋史研究的主要路径。当然在提倡专题式研究的同时，对另一种倾向要有足够的警惕，即只顾埋头个别研究，既缺乏大局观，又看不到历史整体相关性的琐细、零碎，甚或是“一地鸡毛”式的研究倾向，这样的研究成果越多，距离认识历史本相就越远。如果将专题式研究与探讨理论及意义结合起来，亦即把个案与事物的全体相关性结合起来，或许能为今后宋史研究开辟新的天地和境界。

(原刊于《史学月刊》2010年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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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张邦炜《中国大陆近十年的宋史研究》（日本）《中国史学》，1991年第1卷；王曾瑜《中国历史学四十年•辽宋西夏金史》书目文献书版社，1989年、《宋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历史研究》，1997年第4期，《宋史研究通讯》，1997年第2期；李华瑞《建国以来的宋史研究》《中国史研究》，2005年增刊；邓小南《近年来宋史研究的新进展》《中国史研究动态》，2004年第9期；陈振、李庆石合编《宋辽金史研究概述》，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1995年；张其凡《两宋历史文化概论》，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2年7月；包伟民主编《宋代制度史研究百年》，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朱瑞熙、程郁《宋史研究》，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1月。

[2] 参见瞿林东《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分期的不同见解》，载肖黎主编《20世纪中国史学重大理论问题论争》，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7月。

[3] 比较有代表性的以侯外庐在1959年接连发表两篇论文：一篇是《中国封建制社会的发展及其由前期向后期转变的特征》，作为第一章刊载于他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另一篇是《中国封建社会前后期的农民战争及其纲领口号的发展》。他认为：“中国封建社会可分为前期和后期两个阶段。”“唐代则以建中两税法为转折点，处在由前期到后期的转变过程中”。

[4]《谈谈有关宋史研究的几个问题》《社会科学战线》，1986年第2期。

[5]《宋代社会研究》，郑州：中州书画社1983年出版。

[6]《宋代社会经济结构的变迁》《江海学刊》，1990年第5期。

[7]《宋代经济史》（上册）《漆侠全集》第三卷，第6页、第14页、第24页，河北大学出版社2008年11月。

[8] 漆侠《唐宋之际社会经济关系的变革及其对文化思想领域所产生的影响》，《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1期。

[9]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6月版。徐规先生是宋代部分的撰稿人。

[10] 胡昭曦《宋朝社会与中华文明》时间：2004-12-3 11:36:14 来源：中国宋代历史研究 www.songdai.com

[11]《重新认识宋代的历史地位》(专题讨论)《河北学刊》，2006年第5期。

[12] 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着选译》，第10页，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

[13] 关履权《两宋史论》，第7页，郑州：中州书画社1983年。

[14] 王曾瑜《宋朝阶级结构》，第1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

[15]  漆侠《唐宋之际社会经济关系的变革及其对文化思想领域所产生的影响》，《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1期。

[16] 张泽咸《“唐宋变革论”若干问题的质疑》载《中国唐学史会论文集》，西安：三秦出版社1989年。

[17]《宋学漫谈》《宋学研究集刊》第一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年11月。

[18]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

[19] 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第一章 天理与时势，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3月。

[20] 王水照《“祖宗家法”的“近代”指向与文学中的淑世精神－宋型文化与宋代文学之研究》，《王水照自选集》，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

[21] 详见柳立言《何谓“唐宋变革”？》《中华文史论丛》2006年（总81期），收入氏著《宋代的家庭和法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7月。

[22]《宋代历史地位的再认识（专题讨论）》《河北学刊》，2006年5期。

[23] 李裕民《宋代“积贫积弱”说商榷》《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5期。

[24] 《宋史》卷438《黄震传》。

[25] 《文山集》?三。

[26]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14页。

[27] 漆侠《王安石变法》25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

[28]《光明日报》，1980年10月21日。

[29]《历史研究》，1987年第2期；《社会科学战线》，1987年第4期。

[30]《辽宁大学学报》，1998年4期。

[31]《许昌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

[32]《南京社会科学》，2004年第8期。

[33]《 河南师大学报》，1983年4期。

[34] 《中国史研究》，1984年第3期。

[35] 周宝珠、陈振主编《简明宋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4月。

[36]《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

[37]《贵州教育学院学报》，2004年第5期。

[38] 秦国利《两宋“积贫”、“积弱”辨析——从国家战略和国家竞争力角度》《河南大学学报》，2009年1期。

[39] 邓广铭等主编《宋史研究论文集》，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

[40] 汪圣铎《两宋财政史》，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7月。

[41] 包伟民《宋代地方财政史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7月。

[42] 钱穆《理学与艺术》《宋史研究集》第七辑，台北：台湾书局1974年。

[43]《宋代经济史》（上册），《漆侠全集》第三卷，第399—400页，河北大学出版社2008年11月。

[44] 漆侠《宋代在我国历史上的地位》《文史知识》，1985年第2期。

[45] 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第七卷，中古时代•五代辽宋夏金时期，上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3月。

[46] 王曾瑜《正确评价宋朝的历史地位》，《北京日报》，2007年12月11日。

[47] 邓小南《宋朝历史再认识》《河北学刊》，2008年第4期。

[48] 全汉?《略论宋代经济的进步》《大陆杂志》，28卷2期，1964年。

[49]《南充师院学报》1983年第3期。

[50]《社会科学研究》，1981年第6期、1985年第3期；《光明日报》1984年7月18日。

[51]《湖南师院学报》，1984年第3期。

[52]《河北大学学报》，1987年第3期。

[53]《山东大学文科论文集》，1980年第2期。

[54]《中国史研究》，1984年第3期。

[55] 邓广铭《邓广铭学述》，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56] 以上参见张邦炜《中国大陆近十年来的宋史研究》，日本中国史学会编《中国史学》第一卷，1991年10月。

[57] 《中国经济史研究》，2005年第1期。

[58] 《现代财经-天津财经学院学报》，2005年第11期。

[59] 邓广铭、漆侠《两宋政治经济问题》，第53-54页，北京：知识出版社1988年。

[60] 朱瑞熙、程郁《宋史研究》第141页，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

[61] 张邦炜《中国大陆近十年来的宋史研究》日本中国史学会编《中国史学》第一卷，1991年10月。

[62] 蔡美彪《宋史简说》《历史教学》，1982年第3期。

[63] 程民生《宋代地域经济》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又见氏著《中国北方经济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

[64]《湖北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

[65]《中国史研究动态》，1981年第5期，杨品泉摘译自(亚洲研究杂志)1962年2月号。

[66] 吉田光邦：《关于宋代的铁》，载《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十卷，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194页、197页。

[67] 华觉明：《中国古代钢铁技术的特色及其形成》，载《科技史文集》第3辑，第108页，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0年。

[68]《宋代经济史》（下册）《漆侠全集》第四卷，第539页，河北大学出版社2008年11月。

[69] 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3年。

[70]《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1期。

[71] 李伯重《历史上的经济革命与经济史的研究方法》，《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72]《中国农史》，2002年1期；《自然科学史研究》，2002年3期。

[73]《历史研究》，2005年第1期

[74]《历史研究》，2002年5期。

[75]《再论宋代南方稻麦复种制的形成和发展——兼与曾雄生先生商榷》《历史研究》，2006年第2期。

[76] 刘子健《略论南宋的重要性》《黄宽重〈南宋史研究集〉代序》，台北：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85年，收入氏着《两宋史研究汇编》，台北：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7年。

[77] 《福建论坛》，1991年4期。

[78] 徐规《〈南宋史稿（政治军事文化编）〉序言》，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

[79] 何忠礼《略论南宋的历史地位》《浙江社会科学 》，2008年第9期。

[80]《社会科学报》：重新认识南宋的历史地位。日期：09/04/07  来源：杭州社科网站www.hzsk.com.cn

[81] 徐规《〈南宋史稿（政治军事文化编）〉序言》，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

[82] 何忠礼《南宋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和影响》《河北学刊》，2006年第5期

[83]《“中国南宋史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南宋定都临安（杭州）870周年纪念会”综述》《宋史研究通讯》，2008年第2期。《社会科学报》：重新认识南宋的历史地位日期：09/04/07  来源：杭州社科网站www.hzsk.com.cn

[84]《褒贬南宋以历史的眼光》(2007-05-11 14:50)来源：杭州社科网站www.hzsk.com.cn

[85] 杨荣国《致宋室于倾覆者王安石新法乎？》《中国学术》1卷1期；马元材《关于财政方面之王安石诸新法》，《河北政治月刊》，5卷11期1935年11月；范振兴《王安石的雇役法》，《责善》，2卷4期1941年5月19日；唐庆增《王安石之经济思想》《光华大学半月刊》，2卷4期，1933年11月；梁启超《王荆公传》上海广智书局1909年；熊公哲《王安石政略》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王兴瑞《王安石的政治改革与水利政策》《食货半月刊》，2卷2期1935年6月。

[86] 《文献通考》卷十二，职役考一。

[87] 《杭州大学学报》，1979年1-2期。

[88]《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0年第6期。

[89] 邓广铭主编《宋史研究论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90]《宋辽金史论丛》，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

[91] 邓广铭主编《宋史研究论文集》，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

[92] 陈乐素《求是集》2集，广东：广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

[93] 郑州：中州书画社1983年。

[94]《宋朝阶级结构》，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

[95]《两宋阶级关系的若干问题》，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1998年。

[96] 分别见《中国史学》2002年第12卷；《新史学》2005年第1卷；《中国史研究动态》，2007年第4期。

[97] 柳诒征《中国文化史》下卷，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88。

[98] 《河南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

[99] 《暨南学报》，2001年第6期。

[100]《史学集刊》，2006年1期、又见氏着《政治选择与宋代文官士大夫的政治角色——以宋朝治国方略及处理文武关系方面探究为中心》《河南大学学报》，2007年l期。

[101]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

[102] 郭学信《宋代士大夫文官政治成因探析》《山东师范大学学报》， 2003年第2期、《士与官僚的合流:宋代士大夫文官政治的确立》《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5期、《科举制度与宋代士大夫阶层》《山东师大学报》，1996年 第6期。

[103] 《太原师范学院学报》，2004第1期。

[104]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8月。

[105]《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

[106] 《北宋士大夫与王安石变法的兴起》《世纪大讲堂（第14辑）》，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7年6月。

[107] 《文史杂志》1卷7期，1941年1月。

[108] 杜文玉：《宋太祖誓碑质疑》，《河南大学学报》，1986年第1期。

[109] 李峰：《论北宋“不杀士大夫”》，《史学月刊》，2005年第12期。

[110] 徐规：《宋太祖誓约辨析》，《历史研究》，1986年第4期。

[111] 参见邓小南：《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12] 王曾瑜：《岳飞之死》，《历史研究》，1979年第12期。

[113] 顾宏义：《岳飞之死与宋太祖“不杀大臣”誓约考》，《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

[114] 张其凡：《“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试析——北宋政治架构探微》，《暨南学报》，2001年第6期。

[115] 此处介绍，参考了刘浦江先生《再论宋太祖誓约及誓碑》（未刊稿）。

[116] 梁天锡《论宋宰辅互兼制度》《宋史研究集》第4辑1968年；林天蔚先生《宋代权相形成之分析》《宋史研究集》第8辑1973年；迟景德《宋元丰改制前之宰相机关与三司》《宋史研究集》，第7辑1974年。

[117] 讨论情况参见张邦炜《中国大陆近十年来的宋史研究》中国史学会编《中国史学》第一卷，1991年10月；桂始馨《宋代皇权与相权关系研究综述》，2005-04-22 10:03:25作者提供，象牙塔网络发布 。

[118] 《四川师范大学报.》，1994年2期。

[119] 朱瑞熙、张其凡《中国政治制度史》第六卷宋代，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12月。

[120]《江海学刊》，1999年3期。

[121]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

[122]《海南大学学报》，2006第1期。

[123] 宫崎市定《宋代的土风》《史学杂志（京都）》，1953，62编2号，第46－47页。

[124] 刘子健《梅尧臣＜碧云?＞与庆历政争中的士风》《两宋史研究汇编》，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7年．103－116页

[125] 王水照《宋代文学通论》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马茂军《论宋初百年士风的演进》《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

[126] 岳麓?社，1997年。

[127]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6年第5期。

[128]《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第26卷第3期2006年

[129] 郭学信《时代迁易于宋代士大夫的观念转变》《文史哲》，2000年3期、《论宋代士大夫对道德理性精神的弘扬》《许昌学院学报》，2005年第6期、《试论宋代士大夫本末观的转变》《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

[130] 张邦炜《论北宋晚期的士风》《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2期。

[131] 俞学忠《晚宋士风主流论析》《北方论丛》，2007年1期。

[132] 王德毅《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6期。

[133]《王曾瑜说辽宋夏金》《大家说历史从书》，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9年。

[134] 包弼德（Peter Bol）《唐宋变迁重探》，北京：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编《文化的馈赠——汉学研究国际会议论文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包弼德（Peter Bol）《唐宋转型的反思——以思想的变化为主》，《中国学术》第1卷第3期，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罗?楠《模式及其变迁——史学史视野中的唐宋变革问题》《中国文化研究》，2003年第2期。

[135] 剑桥大学出版社1987年。

[136] 余英时《我摧毁了朱熹的价值世界吗？——答杨儒宾先生》，《朱熹的历史世界》附录。

[137] 黄宽重《宋代的家族与社会》结论第二部分，台北：东大图书公司2006年。

[138]《唐研究》第十一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12月。

[139] 《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

[140] 《王安石变法》（增订本）附录，第348页，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

[141] 王曾瑜《王安石变法简论》《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3期。

[142] 详见季平：《司马光新论》，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顾全芳：《评王安石变法》《晋阳学刊》1985年1期、《评王安石变法期间的顽固派》《学术月刊》1986年6期、《重评司马光与王安石变法》《学术月刊》1990年9期等。

[143] 详见胡昭曦：《熙丰变法经济措施之再评价》《西南师院学报》1984年4期，后收入《胡昭曦宋史论集》略有改动，重庆：西南师大出版社1998年版。吴泰：《熙宁、元丰新法散论》《宋辽金史论丛》第1辑，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

[144] 详见王曾瑜：《王安石变法简论》《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3期。仲伟民：《宋神宗》第103页，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7年。骆啸声：《温公与荆公变法思想之比较》《湖北大学学报》1987年6期。季平：《荆公温公异同论》《西南师范学院学报》1984年增刊。顾全芳：《重评司马光与王安石的分歧与斗争》《争鸣》，1986年3期。赵益：《王霸义利――北宋王安石改革批判》，第159页，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

[145] 程念祺《王安石变法的几个经济问题》《上海师大学报》，1986年3期。

[146] 叶坦《大变法》，第240－243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

[147] 汪圣铎《王安石是经济改革家吗？》《学术月刊》，1989后6期。

[148] 这方面的文章甚多，主要有：王曾瑜《王安石变法简论》《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3期；方志远《关于青苗法的推行及其社会效果》《南开学报》，1988年6期；叶坦《役法斗争中的司马光》《西南师院学报》，1985年4期等。

[149] 漆侠等《关于王安石变法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中国史研究》，1989年4期。

[150] 胡昭曦《熙丰变法经济措施之再评价》《西南师院学报》1984年4期，后收入《胡昭曦宋史论集》略有改动，重庆：西南师大出版社1998年版。

[151]吴泰《熙宁、元丰新法散论》《宋辽金史论丛》第1辑，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有关讨论情况可参见葛金芳、金强《近二十年来王安石变法研究述评》《中国史研究动态》，2000年10期。

[152] 列宁：《打着别人的旗帜》（1915年2月以后），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历史科学》第32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

[153] 王曾瑜《王安石变法简论》《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3期。

[154] 仲伟民《宋神宗》第103页，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7年。

[155] 骆啸声《温公与荆公变法思想之比较》《湖北大学学报》，1987年6期。另参见季平《荆公温公异同论》《西南师范学院学报》1984年增刊；顾全芳《重评司马光与王安石的分歧与斗争》《争鸣》，1986年3期；赵益《王霸义利――北宋王安石改革批判》，第159页，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

[156] 参见拙作《王安石变法的学术史》上篇。

[157] 漆侠《王安石变法》第235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

[158] 袁诚玉《王安石变法失败原因再探讨》《历史教学问题》，1987年4期。

[159] 《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上，第420－49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

[160] 胡昭曦《熙丰变法经济措施之再评价》《西南师院学报》，1984年4期、吴泰《熙宁、元丰新法散论》《宋辽金史论丛》第1辑，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叶坦《大变法》，北京：三联书店1996年版、仲伟民《宋神宗》，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7年。

[161] 参见 邓小南《近年来宋史研究的新进展》《中国史研究动态》，2004年9期。

[162] 《中国史研究动态》，2000年第10期。

[163] 《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

[164]《王安石变法研究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6月。

[165]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年10月。

[166]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

[167]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 年。

[168]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 年。

[169]《河北学刊》（石家庄），2001年第2 期。

[170]《社会科学论坛》（石家庄），2001 年第4 期。

[171]《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 年第3 期。

[172]《河北学刊》（石家庄），2004 年第4 期。

[173] 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6年11月。

[174] 熊凯《近十年来荆公新学研究述评 》《二十一世纪》网络版2005年12月30日。

[175] 吴松弟《中国大陆宋代城市史研究回顾（1949—2003）》《宋史研究通讯》2008年第2期。